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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我已经说过，父亲结婚时和爱因斯坦一样，已经成功地做了右派。父亲是我们家族史上惟一投身中国革命的先驱。父亲后来又成了我们家族史上惟一的一位左派。父亲在某一天的早春意外地叛逃而出，他远离陆家大院，走上了革命道路。父亲这样做当然有其逻辑性背景，然而父亲一直不愿提及此事。父亲的这一举动理所当然成了我叙事里的空穴来风。但不管怎么说，父亲成了革命队伍里一位能画会写的文化战士，他编顺口溜，出黑板报，用石灰浆挥刷大幅标语。父亲的青春面庞和新生共和国一起闪闪发光。 　　他憋足了劲，不但迎来光辉的一九五七年，而且做了右派。他被送到了乡村，在当年陆府长工们的监视下洗面革心。父亲在乡村经历了一生中最充实的幸福时光。"母亲只有疼爱孩子才会打孩子的屁股，"父亲这样对另一位右派说，"做右派是党对我们灵魂的巨大关心！"父亲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慈祥湿润的巴掌，是母亲的巴掌，疼痛但贮满母爱。他找来了马克思的书，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始阅读。父亲从马克思的字里行间找到了人类的万苦之源与理想明天。父亲低头忍受自己的饥饿，抬头关注的却是人类。父亲在做了右派之后时常向中国共产党最基层的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他说，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想"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 　　村里的"党组织"是一位五十九岁的独眼老头，他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独眼支部书记来到父亲的房间，向父亲借钱。父亲给他倒了开水，请他上坐。然后父亲开始倾诉。他结结巴巴、夹叙夹议、声情并茂。老支书用惟一的眼睛望着父亲，说，你有钱没有？父亲说，没。老支书站起来，跨出门槛。他背对父亲，对父亲说，你的思想党组织已经掌握了。父亲听着党的乡村方言，一个人站在房屋中央，胸中霞光万丈，玉宇澄清万里埃。父亲一遍又一遍回味老支书的话，热泪盈眶了。 　　父亲写了入党申请，他知道从组织上来说这是不太现实的，但在灵魂上，即通常所说的思想上他有把握。他一次又一次在想像里面对红色旗帜与黄色锤镰举起右手，握紧拳头，一次又一次内心澎湃，泪如泉涌。父亲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一九九二年，这时候他退居二线已经三个月了。父亲入党时出乎意料地平静。回家后，他出席了我为他准备的宴会。他多喝了两杯，不久就睡了。 　　实际上我要叙述的不是父亲的入党，依然是他的家。父亲的住家是一个废弃的仓库。闲置多年，里面依然弥散出糜烂稻谷和农药化肥的混杂气味。墙壁四周布满了老鼠洞。父亲那时和老鼠做了朋友。这个秘密是我在成人之后发现的。父亲能和每一位老鼠悄然对视，长幼无欺。父亲一连几个小时望着他们，给他们读书、读报，为他们讲故事，和他们一起开斗争大会，批判毒蛇与黑猫。父亲和老鼠生活在一处而相安无事，这无论如何是一个奇迹。我曾见过密密麻麻的老鼠在父亲的面前围着一个圆圈用力狂奔，像召开鼠类奥林匹克，我一去老鼠就跑光了。我专门问过父亲这事，由此引发过一段很好的对话。那些话相当精彩，被我写进了日记。 　　父亲就是在大仓库里正式和母亲结婚的。他们的床笫支撑在大仓库的西北角。这张床和一只泥质锅灶的对面是庞大的空间。这些空间在夜里成了隆重的黑色，里面装满了老鼠的追逐和磨牙声。许多夜里母亲总要点灯睡觉，但点上灯更可怖，那些硕大空洞的空间在暗淡的灯光里变得杳无边际。空洞在视觉里有了体积和重量。它压在母亲的睡眠上，使母亲噩梦连篇。这个仓库没有支撑到我出生就坍塌了。在夏末的一个滂沱雨夜里，它死于一个霹雳。我记事的时候它的旧址已成了一块稻田，每年都长满不同品种的早稻。这里是我的大学，我的早稻田大学。 　　我的另一所大学应当是那个叫夏放的女人，那个做皮肉生意的前杂技演员。在我研究家族史的空隙，我三十七次爬上她的床笫。她给了我廉耻以外的巨大快慰。肉欲攥紧了我，她是床上的天才。我忘记了我是人，在床上我对她大声吼叫，我是一条狗。夏放就说，我是一条母狗。这时候麦当娜正在CD唱碟里反复重复：像一个处女，像一个处女。我觉得我的夏放一点不比麦当娜差。在夏放面前我认真地放射我的身体，它很好，所有的机件都功能齐全。我为什么要研究该死的家族史？汉人，大和人，马来西亚人，盎克鲁·撒克逊人，德意志人，高卢人，亚玛逊人，俾格米人，爱斯基摩人，都是上帝精液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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