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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那一年我六岁，也就是说我的饥饿也是六岁。因为严重缺钙，我的罗圈腿已见端倪，中间可以夹个西瓜。我的不少大学同学以为我来自鄂尔多斯大草原，因终年在马背上驰骋，才长成今天这种样子。回过头来看灾难总是那样浪漫诱人。我对罗圈腿的关注是长大之后的事，我那时最关注的是手。我一直以为我还有另一只手，长在胃里，拽着某样东西往上爬。有一本史书里说，一个民族要出了问题，这个民族的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就会接近神话。我坚信六岁那年我不是依靠想像，而是靠感知，在自己的胃里增添了一只神话之手。 　　那一个午后是刻骨铭心的。依照视觉上的记忆，应当是冬日。我们几个人坐在一面土墙阳面烤太阳。我们不说话，闻得到屁股下面稻草的金黄色气味，我们看见懒洋洋的太阳下面走过来一个人，他惟一醒目之处是上衣上有四个口袋。他背了一只包，上面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平绒红字。因为某种需要或者说天意，他走到我们的身边，坐下来。他显得很疲惫，坐下之后就闭上眼睛，与我们分享阳光。事情发展到此一直风平浪静，他并没有惹我们。可是，(历史的紧要关头，"可是"这样的转折词一直非常坏)他竟然从他的土黄色挎包里摸出了一只烧饼。冬日的阳光下面烧饼发出金色光芒，烧饼的芳香气味五彩缤纷地散得一地。烧饼惹我们了，它光芒四射。 　　我们的嗅觉吐出了春天的嫩芽，目光里淌出三尺流涎。我们站起身，满地都是投向烧饼的枯瘦身影。他闭着眼，准备享用这只烧饼。他在酝酿充分的唾液。他睁开眼时肯定吃了一惊，他看见了一排小狗蹲在地上，神色严峻，穷凶极恶又彼此防范。一群小狗就那样盯着他手里的骨头。他马上冷静了，脸上笑起来，笑得很饿。尔后他就张开嘴，把烧饼送进去，细腻地、严肃地、投入地、历史感地开咬。他的黄牙陷到烧饼里去了。在撕开之前歪了歪脑袋，尔后他开始了幸福伟大的咀嚼。他的咀嚼生动活泼，依照音响能听得见牙齿与舌头的空间位置。最伤心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他的喉头动了起来，依照经验，他马上就要下咽了。他真的下咽了。 　　他的大喉头无耻地提上来，我们都看见那块烧饼缓慢而抒情地、华丽而绝望地蠕动下去。我也咽了一口，肚子里那只手却伸出来了，什么也没抓住，便又缩回去，反给我肚子一拳。我望着他手里的烧饼，烧饼有一块空缺。后来的岁月里我坚信烧饼的空缺就是维纳斯女神的断臂，有一种残酷、惊心动魄与无力回天的美学效果。他突然看着我，他的目光明白无误地看着我。我预感到一种神秘的可能即将降临。我有点晕，坐不住了。他说："想吃？"我张开嘴，挪动过屁股。我不开口。我担心一开口巨大的神秘降临将就此消逝。"叫，"他说，"叫我爹。" 　　"爹。"我脱口而出。"爹。"我立即做了这样的补充。我像狗那样对称地舔了舔舌头。 　　他的脸上很开心，低了头，用手指最灵巧的部分掰分手里的烧饼。他掰开了蚕豆大的一块，放在我的掌心里。我的一只巴掌托住蚕豆，另一只巴掌托住巴掌。我把那只蚕豆送进嘴里去。我没来得及咀嚼甚至没有来得及下咽，那只手就一把抓了下去。我咂嘴追寻烧饼的味道，可烧饼的味道空空荡荡，连同我的舌头与童年一起空空荡荡。 　　"爹。"我的同志们一起高声说。 　　然而他又咬了一口，把那块烧饼放进了挎包。我们一起亮开了嗓门，像鸟窝里伸出来的嫩黄嘴巴。我们喊爹。我们彼此抗争用力呼喊爹。他点头微笑。不拒绝也不施与。他一定听出了一种恐怖，那种孩童身上因饿极而出现的回光返照。他站起身开始撤退。我们紧跟他，排了一路长队，一路高叫爹，一路流口水。他甩开大步，最终在草垛旁转身并消失。我们站住，道路空洞起来，我们的伤心开始升起。冬季无限苍茫，天上飞过饥饿的鸟，它们的翅膀疲沓机械，向远方无序而散乱地飞动。我们望着鸟，泪水与口水一起流淌。 　　我真正全神贯注关注鸟类是在海上。天空布满海鸥。这个时候我当然不再是六岁孩童。海上经历已经使我能熟练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了。在海上做鸟是一件痛快的事。海鸟的世界只是海水。没有国境与护照绿卡那样的啰嗦事。它们惟一的标记是"类"。我立在船尾，成群结队的海鸥伴随船体而行。它们离我那样近，它们的羽翼纤毫毕现。它们瞳孔周围的绿色光圈活灵活现，笼罩了海洋球面。它们不用担心人类猛兽，甚至没有风暴之虞。它们在没有任何固体的世界里自在飞翔，栖浮于液体表面。 　　它们是那个世界里惟一的固体生态。我时常顺沿想像做起海鸥，扶摇而上九万里，尔后俯视人类。大地上没有国界，但人类就是这样自作自受，干戈相见了几千年，最终安定于划地为牢。人类把地球瓜分完毕，并发明"祖国"、"民族"、"家园"这样营养丰富的词汇。人类对自己的发明满怀深情，把故乡以外的地方称为"天涯海角"，把家园以外的道路称作旅途，把母语以外的语言称作"外语"。我们就这样放逐了自己，并为此兴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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