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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那一年我六岁,也就是说我的饥饿也是六岁。因为严重缺钙,我的罗圈腿已见端倪,中间可以夹个西瓜。我的不少大学同学以为我来自鄂尔多斯大草原,因终年在马背上驰骋,才长成今天这种样子。回过头来看灾难总是那样浪漫诱人。我对罗圈腿的关注是长大之后的事,我那时最关注的是手。我一直以为我还有另一只手,长在胃里,拽着某样东西往上爬。有一本史书里说,一个民族要出了问题,这个民族的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就会接近神话。我坚信六岁那年我不是依靠想像,而是靠感知,在自己的胃里增添了一只神话之手。

  那一个午后是刻骨铭心的。依照视觉上的记忆,应当是冬日。我们几个人坐在一面土墙阳面烤太阳。我们不说话,闻得到屁股下面稻草的金黄色气味,我们看见懒洋洋的太阳下面走过来一个人,他惟一醒目之处是上衣上有四个口袋。他背了一只包,上面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平绒红字。因为某种需要或者说天意,他走到我们的身边,坐下来。他显得很疲惫,坐下之后就闭上眼睛,与我们分享阳光。事情发展到此一直风平浪静,他并没有惹我们。可是,(历史的紧要关头,"可是"这样的转折词一直非常坏)他竟然从他的土黄色挎包里摸出了一只烧饼。冬日的阳光下面烧饼发出金色光芒,烧饼的芳香气味五彩缤纷地散得一地。烧饼惹我们了,它光芒四射。

  我们的嗅觉吐出了春天的嫩芽,目光里淌出三尺流涎。我们站起身,满地都是投向烧饼的枯瘦身影。他闭着眼,准备享用这只烧饼。他在酝酿充分的唾液。他睁开眼时肯定吃了一惊,他看见了一排小狗蹲在地上,神色严峻,穷凶极恶又彼此防范。一群小狗就那样盯着他手里的骨头。他马上冷静了,脸上笑起来,笑得很饿。尔后他就张开嘴,把烧饼送进去,细腻地、严肃地、投入地、历史感地开咬。他的黄牙陷到烧饼里去了。在撕开之前歪了歪脑袋,尔后他开始了幸福伟大的咀嚼。他的咀嚼生动活泼,依照音响能听得见牙齿与舌头的空间位置。最伤心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他的喉头动了起来,依照经验,他马上就要下咽了。他真的下咽了。

  他的大喉头无耻地提上来,我们都看见那块烧饼缓慢而抒情地、华丽而绝望地蠕动下去。我也咽了一口,肚子里那只手却伸出来了,什么也没抓住,便又缩回去,反给我肚子一拳。我望着他手里的烧饼,烧饼有一块空缺。后来的岁月里我坚信烧饼的空缺就是维纳斯女神的断臂,有一种残酷、惊心动魄与无力回天的美学效果。他突然看着我,他的目光明白无误地看着我。我预感到一种神秘的可能即将降临。我有点晕,坐不住了。他说:"想吃?"我张开嘴,挪动过屁股。我不开口。我担心一开口巨大的神秘降临将就此消逝。"叫,"他说,"叫我爹。"

  "爹。"我脱口而出。"爹。"我立即做了这样的补充。我像狗那样对称地舔了舔舌头。

  他的脸上很开心,低了头,用手指最灵巧的部分掰分手里的烧饼。他掰开了蚕豆大的一块,放在我的掌心里。我的一只巴掌托住蚕豆,另一只巴掌托住巴掌。我把那只蚕豆送进嘴里去。我没来得及咀嚼甚至没有来得及下咽,那只手就一把抓了下去。我咂嘴追寻烧饼的味道,可烧饼的味道空空荡荡,连同我的舌头与童年一起空空荡荡。

  "爹。"我的同志们一起高声说。

  然而他又咬了一口,把那块烧饼放进了挎包。我们一起亮开了嗓门,像鸟窝里伸出来的嫩黄嘴巴。我们喊爹。我们彼此抗争用力呼喊爹。他点头微笑。不拒绝也不施与。他一定听出了一种恐怖,那种孩童身上因饿极而出现的回光返照。他站起身开始撤退。我们紧跟他,排了一路长队,一路高叫爹,一路流口水。他甩开大步,最终在草垛旁转身并消失。我们站住,道路空洞起来,我们的伤心开始升起。冬季无限苍茫,天上飞过饥饿的鸟,它们的翅膀疲沓机械,向远方无序而散乱地飞动。我们望着鸟,泪水与口水一起流淌。

  我真正全神贯注关注鸟类是在海上。天空布满海鸥。这个时候我当然不再是六岁孩童。海上经历已经使我能熟练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了。在海上做鸟是一件痛快的事。海鸟的世界只是海水。没有国境与护照绿卡那样的啰嗦事。它们惟一的标记是"类"。我立在船尾,成群结队的海鸥伴随船体而行。它们离我那样近,它们的羽翼纤毫毕现。它们瞳孔周围的绿色光圈活灵活现,笼罩了海洋球面。它们不用担心人类猛兽,甚至没有风暴之虞。它们在没有任何固体的世界里自在飞翔,栖浮于液体表面。

  它们是那个世界里惟一的固体生态。我时常顺沿想像做起海鸥,扶摇而上九万里,尔后俯视人类。大地上没有国界,但人类就是这样自作自受,干戈相见了几千年,最终安定于划地为牢。人类把地球瓜分完毕,并发明"祖国"、"民族"、"家园"这样营养丰富的词汇。人类对自己的发明满怀深情,把故乡以外的地方称为"天涯海角",把家园以外的道路称作旅途,把母语以外的语言称作"外语"。我们就这样放逐了自己,并为此兴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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