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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这为占领与被占领都提供了物质可能。在那样的日子里，有一种东西是极其重要的，即那台手摇式留声机，它是我的家族史上最有史料价值的物什。我在许多作品里提及过这台由爱迪生发明的音乐机器。现在它已经失灵了，放在我的书房里，遍身笼罩了一层历史陈迹，铜质喇叭上生了许多斑驳铜锈，墨绿色，像哑坏了的嗓音。这台留声机当年播放得最多的是梅兰芳博士的唱腔选段。其时梅老板蓄须明志，封了嗓子。他的唱盘自然也就格外引人注目。往年的陆府总是在夏夜唱堂会的，日本人到来后堂会也自然换成了留声机。许多夏夜板本和陆府上的人们一起听梅老板的唱盘，我想这是极其可能的。他们仰望星空，四周蛙声一片，萤火虫的屁股在头上的葡萄架间吃力地闪烁。陆府的不幸这时其实已经开始了。灾难时常选择良辰美景悄然而至。 　　一件重大的事情在这种牧歌式的宁静里滋生了。这一夜人们照例坐着听戏。大伙坐在天井里，堂屋里的蜡烛娇羞如圣女，静静地秉照夏夜。张妈注意到板本、婉怡、客厅里的红蜡烛极其偶然地串在了一条线上。也就是说，在板本与红蜡烛之间，婉怡的青春轮廓被红蜡烛照亮了。她面侧与后颈上的茸毛给了我奶奶一道细腻模糊的勾勒。婉怡动人的剪影唤醒了板本体内最活跃最严重的部分。他马上做出了重要决定。悲剧业已发生。在这个决定里我奶奶婉怡的悲剧命运已不可更替。这样的悲剧既不是宗教信条，也不是哲学体系，只是生命的糟糕流程，或者说是生命里的致命感受。婉怡的不幸印证了中国史里一种最本质的部分，中国史说：灾难的最后不幸总是由女人来承担，真他妈的狗杂种历史。入侵者最无耻的举动也都是风度翩翩的。彬彬有礼的兽行是入侵者最常见的行为规范。 　　第二天是一个下雨的日子。奶奶的灾难笼罩了婉怡少女时代最后一个处女梦。午后日本人的小汽艇靠泊了陆府后院的石码头。上岸的只有一个人，是板本六郎。板本走进客厅和陆秋野说笑了一阵。这时候冲进一队人马。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这一队人马端着长枪把陆府的上下全部赶进了后院。婉怡呆在自己的闺房里，刚要出来，门恰好给推开了。是板本六郎。板本那样靠近并俯视婉怡，婉怡的脸上感受得到灼热粗重的男性鼻息。婉怡的咽喉往下咽了一回，随后下巴慢慢地往下挂。婉怡后退的步伐与板本逼进的步伐刚好同步。婉怡的下巴用力地在动，想说什么，却终于没有说出来。婉怡闻到了日本肥皂的芳香气味。退到床边婉怡坐了下去，神经质地握住纱帐，捂在胸前。板本挨着坐下去，揽住她的腰，然后解她上衣上的布质纽扣。婉怡的手僵在那里，双眼惊恐地盯住板本，甚至不会眨巴。 　　婉怡的上衣就那样给脱了，露出了藕色小马夹。板本拽住两边，一发力，丧心病狂的撕裂声在婉怡的内心拉开一道狭长缝隙。婉怡低下头去，看见两只小乳房发出淡蓝惊恐的光。婉怡的脑子里响起了一声沉重闷响，整个身子松塌了，掉了下去。婉怡在晕厥里一直感觉到一条多脚软体昆虫沿着她的身体四处爬动。婉怡最终被一阵剧烈的疼痛撕醒了。她的身体在重压中被一种节奏冲撞得支离破碎。婉怡睁开眼，另一双疯狂的眼睛却贴在她的眼边。婉怡张开嘴巴又一次晕厥过去。 　　日本人撤走后陆秋野老爷和太太一起冲进前院。天井里弥漫着雨雾。他们看见婉怡的闺门大开着。他们立住脚，互相看了一眼，听不见任何动静。太太试探着走进去，眼里轰地就一下，小姐光裸了身子散乱在床上。小姐的身子松软绝望，散发出冷凝凄艳的将死气息，苍白而又幽蓝。她的眼睛睁得很大，视而不见地眨巴。太太打了一个踉跄，杀人了，太太说，杀人了。老爷刚要进去，先闻见了一股内分泌与血腥的混杂气味，老爷的手扶住门框，脑子里空了，只看见天井里潮湿的地砖背脊发出骷髅一样的历史反光。陆秋野听见房门轰地一下关死了。太太在这样的时刻可贵地保持了冷静。太太闩好门，走上去给女儿擦换。太太的手触摸到女儿的皮肤。是红木一样的细密阴凉。太太一边忙碌一边说，丫头，你说句话，丫头，你和你娘说句话。婉怡的目光慢慢地掉了过来，和太太对视，唇部动了动，启开一道细小的唇隙。没开口。 　　婉怡的沉默预示了她对灾难的承受能力。我们家族的伟大忍耐力源于我奶奶婉怡。上帝只赋予人类两样最重要的东西，一是创造力，二是忍耐力。上帝把它们分别赐给强大民族和弱小民族。在我奶奶那里，需要忍耐的是屈辱，而到了我，最严重的是面临饥饿。 　　我在大学二年级开始接触杰克·伦敦。他在一本书里说，"一块给狗的骨头不是慈善，慈善是当你和狗一样饿时与狗分享的骨头。"我读这句话时在图书馆的二楼。读完这话我便热泪盈眶。大作家的身上总有一股与生俱来的悲悯，涵盖了时空，感动人类。因为杰克·伦敦的启发，我在大学图书馆里反复追忆那段饥饿日子，饥饿岁月我关注的并非慈善，而是饥饿本身。我终日盼望一块与我分享的骨头，甚至一块给我的骨头。我饥饿的时代背景这里不必补叙了，它发生在自然灾害最猖獗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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