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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你能喝。”长发男子说，“下次我叫阿陈过来陪你喝。” 　　“哪个阿陈？” 　　“那个，我一哥们，跟你说起过的。人特老实单纯。可是喝酒是一级棒。就坐那儿，闷声不响，喝，能喝两瓶白的。” 　　放在玫瑰花旁的手机响起了铃声。我伸手取过，示意她不要出声。她点头，从餐桌旁拿起一份杂志翻看。 　　“在哪里呢？”父亲的声音。 　　“在外面吃饭。什么事情哪？” 　　“这周末回家吗？” 　　“还有一个实习作业没有做完，”我说，“做完了就可以回家。” 　　“回家记得把箱子什么的带回来。” 　　“好。外婆怎么样了？” 　　“还在观察。结果还没有出来。” 　　“现在是在医院，还是在家？” 　　“医院。其实住在医院里也好。有空调，省得受寒。” 　　“也对。我回来了就去看她吧。今年过年还是在外婆家吗？” 　　“大概是。到时候再看吧。你要回来的话提前一天告诉我，我让人去接你。” 　　“好。知道了爸。” 　　“你外婆？”她问。 　　“是。”我说。 　　“我听小胡说过，”她说，“你和你外婆感情很好。” 　　“是很好，”我说，“对了，数学课代表看过高尔基的《童年》吗？” 　　“小时候看过。怎么了？” 　　“我对我外婆的感情，类似于高尔基对她外婆的感情。” 　　“噢。” 　　“事实上，”我说，“我外婆和高尔基的外婆有类似之处——胖胖的熊一样的身子。笑呵呵的脾气。一个可爱的老太太。还会做一手很好吃的面饼。” 　　“真不错。可是怎么住院了吗？” 　　“如果想转话题，说到一半再转好了。”她说，“说说你外婆她老人家，比听你油腔滑调安全。” 　　D 　　1938年，外婆出生在无锡。 　　“不是名门望族，亦非达官贵胄。只是普通的市民出身。在那个年代，跟所有江南女人一样，上过小学就开始从事纺织和厨艺。外婆的父母似乎是普通的小市民。组建成的是那种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在运河的堤边淘米洗菜的家庭。”我说。 　　“噢。”她似无兴趣。 　　1956年，外婆结婚，嫁给一个姓徐的男人。 　　“我没机会亲眼见到我的外公。外婆家起居室里悬挂的黑白遗照给人清癯温和的印象。我母亲和舅舅的名字是他亲手所起。大概是个读过书通晓文墨的人。据说他每天要喝掉二两黄酒，吃掉二两花生。在他生活的河畔居民区，他传播了最初的扑克牌和象棋知识。这是我七岁时接受象棋教育时，外婆家的一个邻居告诉我的。” 　　“我外公现在还能每天喝二两黄酒。”她说。 　　1957年，外婆生下了女儿，即我的母亲。六十年代的第一年，生下儿子，即我的舅舅。 　　1960年，我的亲外公逝世。 　　“我妈说，说来奇怪，现在想起她的亲生父亲来，居然谈不上有很深的印象。大概是父亲过世时年纪幼小，还未对死亡有特殊感情，思想上并未受到强烈的冲击。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生身父亲，那个和自己母亲结婚，继而孕育了自己的人。也仅是如此了吧。” 　　1969年，外婆再嫁。夫家姓杨。 　　“那是我现在的外公，”我说，“当时是无锡市政府的一个机关干部，刚离婚。他退休时还拍过一张身穿机关制服正襟危坐的样子。据说他刚和我外婆结婚时肥胖、大男子主义、专横，一身官僚主义作风。他对于自己与前妻的亲生儿女关怀备至，而对我母亲和舅舅却不闻不问，不时打骂。他的业余爱好包括写毛笔字，养花，练各种气功，听黄梅戏，以及吃口味偏甜的红烧肉。” 　　“你好像没继承他任何爱好。”她说。 　　“有的。”我说，“最后一项。” 　　1979年，外公在家里殴打一个青年男子，至头破血流。为此被提到派出所问讯。 　　“那就是我的父亲，”我说，“当时刚开始商务职员生涯的他，正在和我母亲进行初步的接触。我的外公对他报以殴打。理由是他不能接受有一个穿着浆洗过的白衬衣在他家门前与他女儿约会的男子在邻里间享受着比他更好的口碑。在把我的父亲打得头破血流之后，他被拉到了派出所。在各种传说中，最可靠的一种是这样的：我父亲去到吴桥地区派出所，告诉那些午饭还和他一起吃酸菜黄鱼汤喝白酒的警察说，他的受伤是因为自己不小心跌的。在那些警察放心有余悸的外公回家之后，我父亲抹了一下额头犹在流淌的血迹，对外公说：你最好记得，这是你最后一次打我了。” 　　“现在他们关系怎么样？”她问，“老死不相往来？” 　　“我外公，”我说，“现在对待我父亲采取的是一种近乎谄媚的态度。那应该是他失去经济来源之后，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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