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英雄(20)_田川

解放之后（1）

　　
　　 1949年，解放军占领南京，一个月后，一天晚上，我们全家在睡觉，解放军军管会的人冲进了家里。把我和我哥哥从床上揪下来了，鞋也没穿，被押到了羊皮巷军管会的拘留所。军管会要我们交待过去反对人民的罪恶。我把自己在军统时做的事都说了，我说我双手没有沾人民的血。共产党还是理解我的，所以调查后很快就放我出来，搞清楚了。我哥哥和我分开关，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当时关在一起的，还有很多过去在日本大使馆的同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是军统的。周围的人都说我气色很好，关在里面我也吃得饱睡得着，因为我问心无愧。我没和人民作过对，我作对的是日本人。我天天早上学习，那儿还有日本人坐牢，都说我这个人好。人不要做亏心事。一个月后，我被释放了，但我哥哥还在里面。1950年下半年，他被枪毙了。据说他是军统潜伏下的特务。枪毙之后，通知我去收尸，我不想去，我觉得是我害了他。当年是我把他介绍进军统的，如今又让我去收他的尸。虽然他进军统后所作所为，落到如今的下场也是自作自受。我老婆代我去收尸，回来说，子弹从后脑打进去的。我听了很伤心。
　　刚解放时，旅馆一切照旧，经营很顺利。
　　
　　从1950年开始，我非常看重人民代表选民证，那是公民权啊，这个东西我一直保存着。
　　
　　解放后有些干部，对我这样曾经在国民党里做过事的人，政治上进行歧视，人格上进行侮辱，经济上进行压制。我想，这不是政府的事，是个别干部胡来。
　　
　　 1956年，公私合营到了我们头上，当时不合也没有办法。工商税务经常找你麻烦，弄得你走在街上像过街老鼠，最后我们同意合营。合营前要统计财产，公方人员一个唱票一个记录，唱票人高声喊，“脸盆一个，电话一个，衣服架一个……”我当时的小儿子詹文斌还不懂事，跟着他们各个屋走，还学他们唱票。不久，公方代表进店来上班。公方人员算正经理，我还算个副经理。旅馆的名字还叫“中和旅馆”。
　　
　　那时候公方代表有些素质不高的人员，专门欺负私方人员。他们认为“过去我们是穷人，你们是压迫剥削人的人，今天穷人翻身，就应该对私方人员指手划脚”。那时候有一句典型的歌谣，叫做“私方代表日夜忙，公方代表晒太阳”。这个歌谣是“公私合营”时期一个真实写照。“公私合营”时期是我最累的时期，很多人都不把私方人员当人看。
　　
　　有一次，我记得，我老婆在房间里缝旅馆的被子，别缝边哼着歌，当时大街上天天放的就是那几首歌。她哼《社会主义好》，一个姓潘的公方代表听见了，指着她说：“这歌是你能唱的？”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公私合营后，我拿三十五块钱，我妻子拿三十块多一点。就靠这一点工资养活这一大家。
　　
　　 1956年，因为建宁沪铁路，将我买的一部分地充公了，给了我二百块钱。1953年，当时给我的定性是“地主”，1961年又加了个“资本家”。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因为没吃的，闹饥荒，大家都浮肿。当时政府发了一些糖丸，是防浮肿的。糖丸是用红糖加糠做的，每人两粒，公方代表没有给我，自己偷偷吃了。“文革”的时候，揭过去的短，这两个公方代表姓顾的和姓潘的，偷吃糖丸的事也被揭发出来。他们还挨了斗。这两个人现在都不在了，而我还活着。人还是本分一点好。
　　
　　因为我在军统局干过，解放后有人叫我“反革命”，但是南京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没有给我定为反革命，也没有给我加上“四类分子”（特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1979年对“四类分子”予以摘帽。——编者注）的帽子。从刚解放到1978年落实党的统战政策的那段时间里，好像在国民党里干过的人都要给他戴上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或者把这类人都打入“四类分子”之列。解放后，在我的档案里，没有“历史反革命”这个词。同事、邻居都说我是个老实厚道的好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被抄了家，我家一共被抄过两次家。刚解放的时候被军管会抄过一次，那时候主要是看家里有没有手枪以及所谓反动的东西。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次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被所谓的革命造反派抄去，连我的一尺见方的大砚台都被抄走了。同时，我还要为那些“走资派”陪斗。造反派硬把我定为“地富反坏右”，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还罚我扫了十几年的大街，我每天凌晨三点钟起床扫地，生怕在人前丢脸。我每天要向公安机关派出所递交思想汇报和每天的行踪情况。我每天写的思想汇报都是老一套，开头都是写“万寿无疆的毛主席，我向你汇报今天的思想和行踪……”，具体内容是：起床、扫地、吃饭、上班、学“毛选”、回家、睡觉等等。这些千篇一律的东西，连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看到都嫌烦。我汇报，单位也汇报，派出所也汇报，居民会也汇报，一天到晚汇报。我不是个人啊？拿我当个什么人啊？敌人！几点钟坐什么汽车，号码，上班你在做什么事，我都写，天天汇报，不汇报不好交代，我是坏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斗是很惨忍，没有人性的。只要是批斗，就要把像我这样的所谓“历史反革命”也称作“牛鬼蛇神”牵上去陪斗。
　　
　　我想去死，想自杀，后来妻子劝我不要死，说为孩子们想想，才抛弃了去死的念头。
　　
　　詹文斌（詹长麟的二儿子，现为南京总统府博物馆研究员）：
　　
　　解放后，出身好，成分好的家庭的孩子，容易被分配到工作，而我哥哥詹文亮成年的时候，因为我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一直未能分配到工作。1958年，他无奈远离父母去了青海找工作。我的二姐詹学勤因父亲的历史问题，十三岁就到了青海找工作，那是1960年，我们国家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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