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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流亡


   半年以后,我们全家坐上一只海船离开了上海,上面让我们全家独自流亡,一站一站地,到地方才有同志接应。我们先到了浙江,有一个叫宜阳(浙江现无此地——编者注)的县城。在那儿上岸,用牛拖车子上岸。我们路过戴老板(戴笠——编者注)的家乡,他母亲迎接了我们,还请我们吃了饭,对我父母也很好,很亲切。但在温州住店的时候,一天半夜,店主雇了几个人偷偷把我的箱子偷走了。箱子里有全部的盘缠,还有我的一支枪。我睁着眼睛看着他们拿走的,我想,他们也知道我看见了,但我不能说话,否则全家就没命了。
   因为没有钱,我们就落难了,那实在是受苦受难。我得了黄疸型肝炎,吃不下饭,病得很厉害。有一天走在街上,一个人从我身边走过,突然拉住我,说:“你病得很重呀。”他说我眼睛看上去是黄的。此人是个中医。我们素不相识,他硬把我拉到店里开了几副药。吃下去一个月以后,病就好了。至今我还记得那个人,他救了我一命。
  
   在浙江,我本想靠卖稀饭、油条、烧饼、山芋维持全家继续逃亡,不过,只卖过一天,因为没有人吃。我们换换衣服又坐船到了福建莆田。好在家里人一直在一起。在莆田,我终于做起了卖油条、稀饭、红糖的生意。但全家的口粮仍难维持。我的大儿子腰上得小疖子,孩子们也瘦了。在浙江温州的时候,妻子生了一个女儿,小名叫圆兰子。因为营养不良,又得经常跑路,圆兰子最后死在莆田,埋在那里了。老伴后来经常想起这件事,一想起就哭。
  
   从福建我们慢慢走,1944年,根据军统局的安排,我辗转来到了湖南衡阳干部培训班,这是军统局照顾我,让我当个拿工资的学员。在培训班里,我学打算盘,练毛笔字,我的班主任叫胡静庵。毕业的时候,还发给了我一张八级财政稽查员的证书。
  
   抗战胜利以后,我带全家回到了南京,1946年,国民政府在励志社(创立于1929年左右,是蒋介石效仿日、美军队建立的一个军官俱乐部性质组织。——编者注)奖励抗战有功人员,给了我五万万元的奖金。其他的人都多少拿了一点,我拿得最多。
  
   我提出,日本人打走了,我也完成了我的任务,可不可以退出军统。上面同意了,但给我在苏州中央军官训练队,安排了一个职务,是一份不用上班白拿薪水的工作。军衔是上尉,我每个月都要坐火车去苏州领一次钱。
  
   1946年,我哥哥仍然留在军统局,主要是搞肃奸,把抗战时当汉奸的人揪出来。他当时红极一时啊。我拿奖金在中央门外的神策门库伦路,买了一块地,盖起了三层的旅馆。后来这附近的路也是我开发的,我还架上了电线杆。当时生意非常好,家里人口多,也就没有雇外人。旅馆里有电灯,有电话,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但我做生意很本分,该交的税都交,也时常接济附近的邻居。所以在后来我倒霉的时候,周围的人对我很好。唯一不顺心的是,我哥哥回来后,时常为财产的事在家里争吵。有一次,我老婆顶了他几句,他拔出枪架在我老婆头上,我在旁边吭都没吭一声。我老婆为这件事一直怨恨我。我们逃亡以后,原来家里的房子被日本人一把火烧了,我哥哥列了一份财产清单(见附件)交给了国民政府。政府如数补偿给了我们。
  
   1949年,解放前夕,我过去的上级赵世瑞找到我,要我和他们一起去台湾,我当时很坚定不想去,因为旅馆的生意很好,我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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