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英雄(21)_田川

解放之后（2）

　　1966年，红卫兵开始串联，我也想去。但因为出身不好，不让我加入红卫兵。我就参加了比红卫兵低一级的组织，南京革命造反团。这个组织里全是出身不好的子女，要去串联。我家里人都拦不住我，我们几个同学带了一封证明，一路白吃白住，从南京到杭州到上海到汉口。后来在汉口上船准备回南京时，我突然想去青海看哥哥。但当时几个人只有一个证明，我就求领队的一个叫郑洪林的同学，把证明给我，因为他们上船就可以到南京了，也不需要这个证明了。郑洪林起初不同意，后来另外几个同学帮着劝，终于同意了。我用七天时间辗转到了西宁，下火车的时候一片黄沙。当晚住在一个学校里，给我哥哥单位打电话，我哥哥詹文亮非常激动，买了一只羊腿，一瓶烧酒。我们兄弟俩谈了一夜。我和哥哥说了家里的情况，我哥说这几年，他利用卫生防疫站工作的便利，卖自己的血，澡盆一样大的盆，卖了十几盆。这些钱都寄回家里，接济我们这些弟妹上学。我听后，大哭了一场。等我回到南京，已经是1966年12月31号，也是红卫兵串联的最后一天。我妈见到我后，上去就要咬我的肉，她以为我死在外面了。

　　那时候，父母经常被揪斗，我记得放学回家，邻居跑过来说，今天你妈妈又站桌子了。我当时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1967年的夏天，在南京七三四厂大礼堂批斗走资派，叫我爸也站在台上陪斗。他脖子上挂了一个写有“打倒历史反革命詹长麟”的牌子。除此之外还有我的娘娘詹长英也站在台上像他那样挂着牌子陪斗。为什么要叫我父亲和我娘娘陪斗，因为当时我父亲和娘娘都有所谓的历史问题，加上大伯父詹长炳解放后被镇压，姑父被判十八年刑狱的情况，所以他们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非挨斗不可。批斗的牌子上还要挂两块砖头，挂在脖子上的那根铁丝细得可以勒到肉里面去，加上酷热难当的盛夏，他们大汗淋漓，我父亲和娘娘的脸上都露出极端的痛苦。

　　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学生，看到父辈这样的情景，心里真不是滋味。人有一种天性，不能看到亲人痛苦，亲人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我父亲说他不止一次地想过死。有一次把五包耗子药放在了桌子上，正准备吃，我母亲把它抢了过去，说为了孩子，要活下去！

　　1968年我毕业后也去了青海，为了帮助哥哥；在西宁，我在报社先当锅炉工，后来又当校对。改革开放后，因为有文化，当上了记者。我是家里情况最好的。

　　我二姐在青海湖边修青藏铁路，吃尽了高寒地区天寒地冻、风沙肆虐和吃不饱肚子的苦头。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时开展“下放运动”，由于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她首当其冲被下放回南京。回南京之后仍然找不到工作。1963年她又到新疆找工作，人家说你家成分不好，我们不敢要。她为了像正常人一样找一份工作，处处碰壁，吃尽了苦头。我的大姐詹文雪1968年4月因“文革”期间的政治运动，加上我父亲、丈夫被揪斗，家里被抄，饱受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症，三十多年卧床不起。

　　我哥哥在青海工作了四十年，直到1998年才再回到南京。这些都是我父亲的“历史问题”造成的。

　　虽然全家因这些政治问题受到了迫害、牵连，但是我们都很尊重自己的人格，每个人都努力做个好人，正派人。我父亲当时经常鼓励我们，要争气，要争取入党，他早说过“与时俱进”这句话。现在共产党先进就要跟共产党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和二姐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姐多次被评为优秀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通过自己努力，我曾经还光荣地成为一名《人民日报》海外版和《青海日报》的新闻记者，并且曾经五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公务员。

　　我并没有觉得自己亏呀，虽然没有文化，但我活到了今天，多少聪明人都在前面走了。我没有病。我天天锻炼，打太极拳，在床上做俯卧撑，现在还能做二十几下，我天天锻炼呢。

　　有时，我会梦见被我杀死的日本人船山来找我，因为他人很和气，中文说得好，平时和我关系很好。但我不后悔。你问我后悔吗，还后悔呢，我是诚心诚意要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中国是我的祖国啊！我要我的国家！还后悔呢，我从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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