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品水浒(29)_吴越

二十九

　　史进杀王四，完全是因为他实在气愤，并不表示史进下决心要跟朱武走，要跟朝廷为敌。但是这一杀，事情就进一步恶化了。其实，这时候的史进，并没有造反的心思。所以朱武劝他上山，他表示不愿意，而是要到延安府去找师父王进，希望能够在边廷立功。--那年月，犯了罪的人到边疆去杀敌立功，再请求朝廷宽恕，不是没有先例。

　　史太公死后，史进就想离开少华山，要到延安去找师父。他是个有抱负的青年，不想在家乡经营田地，从小就想到边庭上去"一刀一枪，博一个封妻荫子"。这是当时多数练武的人所想走的"正途"。但是他"交游不慎"，和强盗交了朋友，又被人告发了。尽管他已经为此杀了人，成了"反叛"和"杀人犯"，朱武等人劝他落草，他却说："我要讨个出身，求半世快活，如何肯把父母遗体便玷污了？"也还是不愿意当强盗，只想逃离本地区，到一个不知道他有"前科"的地方去建功立业。这是一种矛盾心理。习武的人，都愿意"广交天下豪杰"，包括"绿林好汉"，但是自己却不想当强盗。就像秦琼，他是个捕头，是专门抓强盗的，可是他的许多朋友，却都是著名的"响马"。史进既然已经"事发"，而且还杀了人，远走高飞，去延安找师父，就是当时他所能选择的惟一出路了。

　　朱武等三人，不论因为什么原因上山落草，总是强盗，总要杀人放火、掳掠钱财，被抢受害的，总是老百姓。在这里, 咱们不能机械地运用"阶级斗争观点"，笼统地把凡是上山落草的人都看成是"被压迫阶级"(因为好吃懒做、偷盗成性的惰民和暴民阶层是客观存在的，他们是土匪强盗最大的后备军；而真正的贫苦农民，反倒是怎么被压迫，也不敢反抗)；更不能因此错误地认为：史进同情盗匪，就是同情被压迫者，就是支持"农民起义"。这种错误认识，不仅仅把阶级斗争简单化、庸俗化，实质上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导致革命方针路线的错误。判断一件事情的是非好坏，主要看他的动机和效果。要懂得"抢劫≠造反≠起义≠革命"这个公式。《水浒传》后文中还有许多上山落草的"好汉"，如王英之类，都是见财起意的抢劫杀人犯。"盗匪"这一人群，不事生产，以抢劫为生，视杀人放火为平常事，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中都是恶人。佛家提倡"杀恶人即是善念"；因此，"宽容盗匪，就是罪恶"。

　　"义气"这个东西，可以分为"大义"和"小义"两大类。大义只以国家、民族、社会为重，不计较个人和小团体的得失；小义则又分为"江湖义气"和"哥儿们义气"两小类。"江湖义气"是"豪情"的产物，而"哥儿们义气"，则是"友情"的产物。江湖上讲究"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义气"正是连接诸多兄弟团结友爱的纽带。但是"友情"这个东西，却是不分好坏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情，有"高朋益友"，也有"狐朋狗友"、"酒肉朋友"。"高朋益友"能够互相鼓励、激发大义，为国为民；而"狐朋狗友"或"酒肉朋友"，大都只看见个人利益或小圈子利益，不顾国家、民族。因此"择交"二字，十分重要。

　　史进是个大少爷，不可避免地有"阶级烙印"，对于贫苦人民，他不是特别同情。这从他和鲁达同时听金老儿诉苦，鲁达大怒，当时就要去找郑屠，而史进却不怎么太关心这件事，可以得到证明。

　　如果史进到了延安府，果然找到了王进，史进的前途，还有可能改写。没有想到的是：王进不知何处去了。史进杀了人，有家归不得，上山当强盗又不愿意，从此流落江湖，四海为家。没有钱花的时候，也曾经以打劫为生--只能算是"客串"。最后走投无路，还是回到少华山，参加了朱武的土匪部队，终于正式当了强盗，直到鲁智深到少华山去找他。像他那种人，具有游民性格，要他正正经经谋生，似乎也不大可能。

　　王进不是本书的主角，只是借他引出史进这个《水浒》人物来，以后就不再提起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写一个丢一个")。也有人说：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写法，估计王进已经看穿了江湖险恶、世态炎凉，从此不愿混迹军政，于是隐居乡村，去做一个侍奉老母的孝子了。史进也曾经诚心诚意地挽留王进在史家庄安度晚年。王进已经人到中年，反正到了延安也不一定有出路(从后文史进到延安去没找到他，可见他不一定真的到了延安)，如果就在史家庄住下来颐养天年，也未始不可。但王进是个有洞察力的人。他已经看出来，史进不是一个老老实实、安份守己的后生；学了一身武艺，很有可能会招灾惹祸。与其他日受到史进的牵连，不如自己早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另找安生的地方更好。所以王进上一次离开东京，是为了躲开高俅；这一次离开史家庄，何尝不是为了躲开史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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