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人(112)_王纪卿

岳麓书院鼓吹经世济用，也为商人鼓掌（2）

　　北宋末年，黄河流域战争频仍，中原士人纷纷南下，给长江流域的文化兴盛创造了机遇。胡安国也于南宋建炎年间，即公元1127年到1130年之间，率领家人和弟子，从荆门来到湖南，在湘潭建起碧泉书院，由此在湘潭前后居住了三十年。然后，他又在衡山山麓开办了文定书院，以讲学撰述为业，除自己的子侄胡寅、胡宏、胡宪等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士子前来就学。其中仅长沙人就有治《春秋》和《资治通鉴》的谭知礼，以孝友信义著称的黎明等。

　　由于胡安国的弟子门人众多，湖湘学派就奠定了基础，成为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学派别。1138年春，胡安国在湖南逝世，葬于湘潭阴山。他的传世著作有《春秋传》、《资治通鉴举要补遗》等。其中《春秋传》是他以毕生精力纂修而成，成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的经义定本，也是湖湘学派的代表著作。

　　
　　胡宏是胡安国的次子，字仁仲，因长期寓居湖南衡山五峰下，人们称他为“五峰先生”。胡宏从小就在父亲胡安国的督导下研习经学，1125年，二十岁的胡宏进入太学，师从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的杨龟山，成为二程的再传弟子。金兵南侵时，他和父兄一起迁居潭州，创办碧泉等书院，并曾到宁乡朱良桥乡的灵峰书院讲学。
　　胡安国逝世后，胡宏独立治学，以振兴道学、醇化风俗为己任，写成了《知言》、《皇王大纪》等著作。其中，《知言》是胡宏的代表作，被湖湘学派奉为经典。当时，一批批志学求道的青年纷纷来到衡山追随胡宏研经读史。这样一来，湖湘学派形成了思想体系和人才群体，完全奠定了作为南宋一个重要理学派别的基础。在胡宏教授的学生中，张轼、彪居正、吴翌、赵师孟等人，后来都是著名学者和湖湘学派的砥柱人物，尤其是张轼，更成为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

　　四川绵竹人张轼，宇敬夫，号南轩。他的父亲张浚是南宋名相，曾任枢密使，封魏国公。张轼少年时随父亲迁居湖湘，从此湖南成为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张轼奉父亲之命到衡山拜胡宏为师，学习二程理学，经过潜心苦读和四方讲学交友，学业日进。胡宏曾称他“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张轼推动了宋代理学的发展。宋代理学家强调义和利的对立，张轼更进一步指出，这种对立实质上是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利就是人们违背天理的心理活动，所以人们必须进行内心反省，以便使思想、言论、行动都符合天理的要求，而天理演化为社会政治道德就是纲常伦理，因此人们必须接受纲常伦理的规范。

　　张轼还注重“力行”，反对空谈，强调道德实践，行至言随。此外，在宇宙论、人性论等方面，张的议论也有其特点。因而，他成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和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

　　当时，朱熹两度来到长沙，吕祖谦也寓居潭州所属醴陵城北，居民感其教化，建有东莱书院。“东南三贤”都来潭州讲学，可见湖湘学派盛况空前。

　　 1165年，张轼在长沙城南寓所授徒传业，后又主讲岳麓书院，从学者广及江西、浙江、江苏、四川等地，名声远播，湖湘学派规模得到很大扩展。如果说胡安国、胡宏父子是湖湘学派的开创奠基者，那么是张轼使湖湘学派达到了极盛。当时学者就有评价：“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这一现象，深深影响到以后千余年的湖南文化历史。

　　张轼去世后，他的学生许多改从了朱熹。朱熹在就任湖南安抚使期间，又致力于振兴岳麓书院，经常和生徒讲论问答。于是，程朱理学在湖湘占据了学术的主导地位。

　　湖湘学派之所以能够融入湖湘文化，因为它不存门户之见，抱兼容并蓄态度，对不同的学派并不一概否定，而是互为取舍。

　　宋代以长沙为中心的湖湘学派，是湖南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学者群体。这个学派重视经世务实和包容众家之长的学风，和湖湘文化的基因相吻合，因此得以流传下来，促使湖南人奋发成材。

　　喜欢干大事、能够成大局的湖南人，确实身体力行了湖湘学派关于知行合一的理念，他们只要认定了某个主义、某条道路，就会持之不疑，行之不悔，如左宗棠所说的“一意干将去”。湖南人“霸蛮”而又“灵泛”，其不胜不归的硬汉精神和死士精神，比野山椒更辛辣，比牛皮筋更柔韧。此外，湖南人有很强的种族观念和国家观念，连闾巷细民也关心政治，先天下之忧而忧。湖南人建功、立业、扬名的心劲特别足，这是湖湘文化的熏陶使然。

　　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和章炳麟这些“王牌”人物，无不与湖南的俊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是师徒，或是盟友，或是同志，或是劲敌，或是仇雠。由当初“无湘不成军”到后来“无湘不成事”，从当初“蛮荒之地，人才鲜少”到后来“湖南人才半国中”，近现代百余年间，湖湘雄杰的奇能伟力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