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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鼓吹经世济用,也为商人鼓掌(1)


   湖湘文化充满了激越的进取精神。到了距今大约一千年的时候,湖湘学派的创立,为湖湘文化注入了理性和思考的成分。

   由于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有着无法分割的渊源,因此,岳麓书院也就成为湖湘文化的一座著名的论坛。

   岳麓书院正式创立于公元976年,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到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然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千年岁月,弦歌不绝,故有“千年学府”的称号。

   一千年,似乎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与湖南人三百万年的历史相比,却又非常短暂。不过,岳麓书院千年的历史,已经使它超过了法国巴黎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年龄,也足以使它留下朱熹、王阳明、周敦颐这些大学者的足迹,使它一度成为中华文明的学术中心,培养出很多“传道济民”的人才。

   一千多年的历史,给了岳麓书院许多的殊荣,中国大批的政治人才和思想精英,从它的院舍里,意气风发地走向了文明开化的前沿。思想家王夫之,爱国思想家魏源,政治家陶澍,外交家郭嵩焘,军政家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维新派志士唐才常,革命先锋陈天华、蔡锷,教育家杨昌济,都在岳麓书院接受过培训。岳麓书院靠着这些精英,证实了朱熹做出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预言。

   有人说,岳麓书院之于中国,就好比牛津和剑桥之于英国,哈佛与耶鲁之于美国。还有人说,岳麓书院对于人才的造就,胜过北大和清华。这些话出自湖南人之口,未免有自夸之嫌,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岳麓书院值得湖南人引以为自豪,总是一个事实。

   今天的岳麓书院,在教育体制上当然已经现代化了,但表达书院精魂“实事求是”的匾额,依旧巍然高悬。它在呼唤人们保持一种朴素的学风,在千年以后的今天,继续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岳麓书院的存在,固然是湖湘学派的一个象征,但也是传播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由于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特质,岳麓书院没有成为某一个学派的圣殿,而是成为一个有助于湖湘文化吸收各种学识的论坛。人们在这里可以讨论“知行合一”,也可以鼓吹“无其器则无其道”;既可以在这里萌生政治改良的念头,也可以立下经世济用的宏愿;这里响起过维新志士的声音,也曾回荡着推翻帝制的呐喊;诞生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也曾在这里最早燃起中国人共产主义思想的火花。

   由于岳麓书院继承了湖湘文化的包容性,它得以成为湖湘文化的一个标志。由于岳麓书院是一个论坛,它又得以成为一个容许学子们自由吸取各种学派思想精华的教育基地。它的这种功能,为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开阔思维的湖南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它也为湖南人重视教育的传统,开出了一条先河。

   岳麓书院的诞生,本身就是中国的一个创举。从中唐到五代,湖南先后建立了石鼓书院和岳麓书院,是中国记载中最早出现的书院。

   两宋时期,也是湖湘地方文化以鲜明的特色在全国引起关注的时期。这个时期,湖南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重要理学派别——湖湘学派。

   中国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是北宋年间一个地道的湖南人,但是因为他的主要活动不在湖南而在江西,对湖南本土的影响不是很大。到了南宋,从福建迁居湖南的胡安国与胡宏父子,仿佛是为了使理学回归故土,把周敦颐所开创的理学传到湖南,并创立了湖湘学派。胡宏的弟子张轼,也从四川来到湖南,致力于理学的研究与传播。张轼这个人的生平,人们似乎知之不多。如今互联网上流传着一首题为《立春偶成》的诗,就是张轼的作品。当代人喜欢这首诗,大约是因为这首诗不仅给人以热爱生活的美感,同时也有能催人上进的缘故: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

   大约就是从胡安国父子和张轼的时代起,湖湘文化中开始注入了理性的成分。

   宋代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是理学的形成。这个学派把“理”当作宇宙的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的最高范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精致、最高备的理论体系。湖湘学派是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他在长沙地区形成以后,对湖湘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胡安国、胡宏父子是福建崇安人。1097年,胡安国进士及第,踏入仕途,迁居潭州城南,提举湖南学士,在官六年。以后还任过中书舍人等职。如果仕途顺利,也许他就不会研究学问。但他在官场中混得不好,晚年干脆辞职退隐,致力于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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