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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鼓吹经世济用,也为商人鼓掌(3)


   从晚清到民国,天漏日残,湖湘雄杰每每迎着险恶去建功立业,充当“补天者”和“追日者”。他们一环扣一环,形成紧密坚固的人才链,屡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起到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曾国藩一手缔造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左宗棠统领湖湘子弟,保住了西部边陲的金瓯完整;谭嗣同头颅一掷,激起了革命回声;陈天华蹈海而死,使同盟会空前凝聚;黄兴指挥各地起义,使中华民国有了明显的胎息;宋教仁组织政党内阁,使民主宪政射出第一缕晨曦;蔡锷打响护国战争,彻底铲断了封建帝制的根系……从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到杨昌济、毛泽东;自嘉庆道光年间的湖南经世致用派、咸丰同治年间的湘军集团、戊戌维新群体、辛亥革命志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身上,都或明或隐、或多或少地闪现出湖湘文化基因的影响。由此可见,湖湘学派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深远的。

   清代以来,湖南地面好像是春天向阳山坡长蘑菇,人才出了一茬又一茬。不单是政坛军界,就连文艺、学术方面的人才,也能排成长队,王夫之、何绍基、王闿运、王先谦、欧阳中鹄、叶德辉、易培基、易顺鼎、齐白石、欧阳予倩、贺绿汀、沈从文、田汉和丁玲,哪一位不是大师和巨匠?哪一位不是在其领域内执大旗扛大鼎的人物?

   在明朝中叶,岳麓书院接待了浙江余姚人王阳明。他本名王守仁,字伯安。当时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和反对强迫灌输的教育观,受到了学界的欢迎。

  
   1507年,王阳明因触犯太监刘理而被谪贬到贵州龙场,途经对贬官文化十分欢迎的湖南,先在醴陵靖兴寺和泗州寺讲学,再到长沙讲学于岳麓书院。他居住在岳麓山,为朋友和门徒谆谆讲解良知的学问。当时,湖湘学派被人淡忘,需要振兴,而阳明先生的教化,使湖南又兴起了许多有志之士。从此,王阳明的学问开始在长沙传播。
   1539年,王阳明的弟子季本来到长沙。他又是一位贬官。他当到了南京礼部郎中,不料出了事,被贬谪到湖南辰州,又升任长沙知府。在此期间,他修葺岳麓书院,并亲自开讲,吸引了大批士生前来听讲。季本进一步传播王阳明的学说,直到被罢官回乡。

   在这期间,王阳明的弟子罗洪先也在岳麓书院讲学。罗洪先是江西吉水人。他特别强调“良知”要义,认为“良知”二字,是阳明先生一生经验的心得。但他没有盲从王阳明,对王阳明认为良知完全出于自然表示了不同看法,指出良知也与后天学养有关。他这种不盲从的品质,对岳麓书院的学生产生了一定影响。

   明朝万历年间,王阳明再传弟子张无忭也到岳麓书院主讲,对王阳明学说在整个湖南地区的流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张元忭是浙江绍兴人。1582年,他因使事入长沙,应兵备道李天植的敦请,主教岳麓书院。明代初年,张居正执掌宰相权柄后,一度调毁书院,禁止自由讲学,但岳麓书院虽因其独特的文化地位而未被毁弃,但讲学之风早已停止。张元忭致力于重振书院学风,一些著名的王门弟子相继在此讲授良知之学,湖湘四方士生纷纷慕名而来。岳麓山下,湘江河畔,一时又书声朗朗。岳麓书院又进入一个学术繁荣期。

   王阳明及其弟子在长沙岳麓书院的讲学活动,并没有排斥尊程朱理学为正宗的湖湘学统,而是表现出二者相融合的倾向。不仅如此,张元忭还对朱熹和张轼表示了极大的崇敬。因此,湖湘学派海纳百川、经世济用的传统,得以保存下来。

   王阳明和他弟子们影响了许多后起的湖南学子。如以后任长沙惜阴书院和岳麓书院山长的长沙人吴道行,就是张元忭主讲岳麓时的学生。他在聆听了张元忭的讲学后,衷心服膺,追随左右。他日夜发愤攻读,终于成为湖南著名学者,他悉心修辑的《善化县志》、《长沙府志》都堪称佳作。王夫之在崇祯年间就学岳麓书院,对山长吴道行的学识人品十分敬重,因而王夫之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吴道行有密切关系,并更长远地影响到近代湖湘文化。

   湖南人王夫之生于1619年,卒于1692年,享年七十三岁,是明清跨代的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是衡阳人,晚年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学者们称之为“船山先生”。明朝灭亡后,他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后退到肇庆,在南明桂王政府任职。由于反对王化澄,差一点进了大狱。他决心隐遁,游走在湘西以及郴州、永州、涟源及邵阳等地,躲在窑洞里,藏在深山中,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四十年都没有蓄辫子,其爱国气节和刻苦精神,至死不渝。

   王夫之在天文、历法、数学和地理方面都有研究,尤其精通经学、史学和文学。在哲学上,他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他又从“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在知与行的关系上,他强调行是知的基础。他在政治上反对豪强地主,主张减轻自耕农的税收,而增加地主的税赋。他善诗文,工词曲,论诗多独到之见。所著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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