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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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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无缘无故地想哭,苏铭说得很小声,但我听清了。我看着他笑了笑,他给人的就是一种苍白柔弱的印象,多愁善感自然不能避免。我们嘲笑少年的感伤情怀时,经常用揶揄的口气说起辛弃疾的《采桑子》,“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记得苏铭说完后,我念起了这首词。时隔多年,再想起这首平韵四十四个字的词,所感触的却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少年的愁来得快也去得快,如生物老师所说的周期性情绪波动。 苏铭说,他想离开梅城,却不能丢下他的母亲。可是,妹妹却丢下了他们,一个人去了南方,在他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然离家。她的出走对母亲是个很大的打击,对他也是。她才不到十五岁,还是个孩子。苏铭说,妹妹一直与母亲不和,她心里藏着仇恨,总是想方没法让母亲生气,母亲经常为她流泪。妹妹离开之前向他透露过一点口风,他后悔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不久前,他接到妹妹从南方写来的信,她找到了工作,不会再回梅城,让他不要有去找她的念头。妹妹很武断地对他说,瞧着吧,你迟早也会跟我一样离开梅城。信上没有留下具体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她说会再写信给他。苏铭没有跟母亲提到信的事,他只是安慰她说,妹妹一切都好。母亲很平静地看着他,什么也没说。 那天晚上,他无意间听见母亲与继父的谈话。母亲说,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起她,只当她已经死掉了。母亲坐在床沿,继父站在一旁,一只手放在母亲的肩上,看样子是在安慰母亲。从卧室没关严的门缝里里,他看见母亲瘦弱的背,肩膀一耸一耸地抖动。他赶紧退回到门口,很大声地关门,然后站在那里假装换拖鞋。卧室里的人应声从卧室里出来,母亲眼睛红肿着。他装作什么也没看到。他不难猜到,母亲口中的她是指谁。 我试图安慰苏铭,他笑着用指甲在水泥地上胡乱划出看不见的线条,脸上有种平静的忧伤。他说自己无缘无故想哭的时候,却总是忍不住发笑。我们默默地倾听楼下的声音,看着花子两只手肘撑着栏杆,踮起脚俯身望向空中,越来越低,抬起头又望下去,一边笑一边喊,晕啊晕啊……我走过去,拽住她的手臂,她那垂向夜空凹陷之处的长辫子,沉甸甸,不胜重负地晃动。 苏铭靠在栏沿上的背影如玉树临风。 街道蒙着一层混浊的光色,树木和房子阴影深重,那光色倔强地握紧夜的影子,像带有吸盘的触须,将没有星光的夜空拉扯向大地。 我松开手,背靠栏杆坐在地上,手心汗津津的。 我舔了舔嘴唇,对他们说,我有恐高症。我扶着栏杆往低处望的时候,总会担心栏杆突然松动,或者突然有个人不小心从背后推我一把。当我长时间站在上海一栋高楼里高大的落地窗前,打量那些一眼望不到头的楼房时,我终于清楚,恐高症只是自己的一种想象。我贴着透明似无的玻璃看很远处的地面,甚至坐在窗框上一遍遍擦拭玻璃上的雨污,没有一点晕眩,对现代建筑的牢固性充满信心。我偶尔想象一个人摔落在大方格的石板地面,是以什么样优美的姿势。她飞速经过我的窗前,像一只坠落的风筝,我与她恰好有过一秒钟短暂的对视。我的眼神专注,表情温暖恬淡,而她的嘴角流露着一丝心领神会的微笑。 在深圳工作时,一天黄昏,我住的那栋楼房有人从十楼楼顶跳下去。第二天清晨,我和几名同住的女孩子,特意去看楼房后面的小花园看,园里的花木绿地跟往常没什么异样,绿地之间的一块黄土上隐约残留白线画出的轮廓,姿势模糊,现场已经清理,血迹也早被冲洗干净。据说,死者有一头很长的黑发,未梳成辫子,穿着淡粉色的棉布睡衣睡裤,坠落原因不明。我住那栋楼的八楼,她住我楼上,我不认识她,也许经常在楼里碰见,但不相识。 青春的恐高症,使我的高中时期整整有两年时间,处于影子一样的紧张状态。即使每天面对花子和苏铭,这种紧张感和焦虑也无法完全消除。当花子借着醉意在我怀里痛哭,苏铭靠在栏杆上转动他的钥匙扣,他在我身边,那样近,我却看到我们之间仍然横亘着无法跨越的一条河,这条河存在于我与异性之间的交往,我多年后渐渐明白,两颗心灵不管多么接近,始终都是人生的假相,孤独是人的宿命,语言是无力的挣扎,越挣扎真相便被包裹得越紧。 我的眼睛隐藏在暗夜,默默地想念那个不知何处的陌生女孩,比苏铭更美丽的妹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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