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之舞(41)_龚芳

四十一

　　在理查德·克莱德曼流水般的钢琴曲里，我昏头胀脑地试图记住那些节奏和曲名。钢琴离我的生活太遥远，整个梅城里就我们学校的展览室里有一架旧钢琴，只有一个音乐老师能弹几首简单的曲子，大部分时间，它被闲置在那以供观赏，我和苏铭曾多次溜进那间放着钢琴的展览室。钢琴以遥不可及的优雅，高高地端坐在我的生活之上，虽然不懂得欣赏，但可以忍耐无知，选择一种欣赏的姿态。我在多若繁星的磁带中选择了钢琴王子，不仅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而且，用交响曲和私语堵塞耳洞，把生活拒之门外。我在那混乱不堪的境遇里反复向往着钢琴，向往优雅。

　　那样的心境下，没有选择摇滚音乐，似乎蕴含着某种性别暗示。

　　若干年后，偶尔听到崔健的歌，一下子就记住了那首歌词，“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我反复听那首歌，感动得不能自拔，那是我内心最为真实的写照。一个是繁琐的回忆，一个是抽象的希望，摇滚是生活中尖锐的疼痛感，比唯美的音乐更加有质地更加温暖，但是，若没有中间那么多年生活的经验，我也无法与之产生共鸣。

　　有一天晚自习，我和苏铭两人从教室里逃出来，躲进展览室里温书，喜欢离群独处，这一点上，我与苏铭惊人地相似。他用钥匙打开展览室的门，从他的继父不难想到他拥有那里的钥匙。我们其实并没有温书的兴趣，两个人坐在靠窗的木地板上，手里握着书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长时间地不约而同的沉默和忧郁，在我们看来，是一种缩短距离的默契。我们以为那是来自异性之间最初的甜蜜友谊。展览室正中放着一张宽大的展台，几乎占去了房间二分之一的面积。桌上铺着一块更大的红色天鹅绒布，布面垂下来，遮住地面。一个角落里就摆着那架高贵的钢琴，同样地盖着红色天鹅绒。我们掀开那层布，揭开琴盖，看着那一排黑白分明的琴键，手指在上面轻轻地抚摸，谁也不敢用力，怕它突然发出声音来。有脚步声远远地传来，我们慌乱之中躲进展台下。这时，脚步声在门边稍做停顿，可能是碰巧经过的艺术老师，那栋楼里，常有学音乐或美术专业的学生晚上进行辅导。脚步声在钢琴前面停下来，一串突兀生硬的混响从琴键上升起，袅袅的颤音翅膀般扑动着，很快那扇翅膀被关进黑色的琴盖里。灯灭了，天鹅绒里的黑色更加深沉。

　　我的手指碰到苏铭的手，他静静地不动，然后突然拥抱了我，他的脸庞像炉火一样发烫，嘴唇像一块烙铁碰过我的唇，又倏忽分开。我像个被摆布的木偶，无力抗拒，内心充满恐惧和哀伤。我恐惧于体内的渴望，虽然它没有控制我，但我清楚地看到了它。那么哀伤呢，伤于年华，青春逼人，我不再是纯净的少年。我们都不知道接吻，不知道相爱，以为碰触就是爱的号角，而爱情一定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或者席慕荣的爱情诗一样，华丽、绝美而抒情。我和苏铭，以及身边的每一个同龄者，在爱情面前，是那样地卑微和庸俗，那样不配拥有爱情。

　　我们从桌子下面爬出来，不约而同地，谁也不看谁，仿佛是两个轻盈的鬼，紧紧相随着走出展览室，穿过长长黑色的走廊，在跑道的一侧分开。他的家要绕着左边的跑道走，而女生宿舍必须笔直从操场中间穿过去。我没有看他的脸，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抬头直视他的脸，但能很坦然地长时间从背后注视他。

　　4

　　九十年代初的梅城，娱乐城正流行跳交谊舞，梅城的人们为之疯狂。他们在舞池里搂抱成一团，像一群缺乏温情的流浪者，狠狠地推拉挤搡着，相互攫夺着生活的勇气。那里是一个充斥着躁动和欲望的人的集市。

　　我紧紧抓住花子的手，跟在苏铭的屁股后面，从那些脚的缝隙里穿过去。楼梯口在舞厅后面有一扇门，顺着旋转楼梯一直往上爬，顶楼是开阔的平台。站在平台上，可以俯瞰小城的夜色。

　　我从没有站在高处去关注过这座小城，它包容我给予我某种生活，我却从未觉得它的存在。小城的夜色居然也是美的，五色灯火遥相呼应，在眨眼间明灭着，像一些狡黠的眼睛。被灯火的体温包裹着，小城似乎带着脉脉的温情。我的家在黑色的夜里与我遥遥对望，知道它藏在何处，却看不见那白色瓦房里熟悉的灯。家令我忧伤，那是真正的忧伤，深藏于心的痛处，不能示人，只能小心捂着，细细切切伤人情怀。那个年龄，时不时地，需要这种低调的情绪，像结在身体里的果子，令人迷醉。

　　那晚的风很凉，没有星点月光，三个人各怀心事。花子靠在平台的水泥栏杆上发着呆。平静的夜，温柔的灯光。尘世间的喧嚣突然失声。苏铭问我，你哭泣过吗？我很少哭，小时候被责备惩罚后的哭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小时候爱哭的小孩子，长大后也不会再哭泣。哭泣让人想到软弱，总有些难堪。我们衣食无忧，情感洁净，似乎找不到哭泣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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