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之舞(23)_龚芳

二十三

　　林丰：那春天的河谷

　　未来指示死亡，而过去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它在我的记忆里不断地重生，一个不能拥有回忆的人必定是绝望的，对人生失去正确判断。我所有的回忆没有惊天动地，没有刻骨铭心，甚至痛苦也像变得僵硬的蛇，不要指望哪天它苏醒过来咬上一口，过去像一棵树的根部，盘须错节，枝繁叶茂。

　　那一年春天，正是那样一个枝繁叶茂的季节，那时候的空气比随后的任何一个年月都要清新，校园里弥漫着浓稠的草汁味，似乎空气都变成了墨绿色。学校因为修整跑道，我们每天都在劳动，用锄头将旧跑道挖开，往里面塞入鹅卵石，再围绕跑道两侧植上草皮。

　　历史课本上这样写，“人类自从能够直立行走，双手便被解放出来，手的劳作使人类在相互的配合中组成稳定的群体”。我在热火朝天的人群里，高高挽起衣袖抡起锄头把，脑子里却滑稽地浮现出历史书上古老的群猎图，那时候只有石器和树木作为捕猎工具，人们几乎赤身裸体，却依然分工合作得井然有序。不可否认，一切的集体活动，给情感交流也提供了最佳背景，人只有在集体之中才显得更富有生命力，这场为期一周的义务劳动，使男生像英雄一样无私，像武士一样充满力量，而女生，一个个全都显得温和体贴，面目可亲。文娱委员带头唱起歌，操场上传扬着此起彼伏的欢快歌声，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美好大家庭。奇怪的是，随着新跑道峻工后的空旷，回到各自座位上听课的同学们也迅速回归沉闷，有点精疲力竭后的迟钝，昨日还飘荡在耳边的歌声和欢笑令人疑为幻觉或者海市蜃楼。

　　历史似乎有意拒绝孤独的人，而把引人注目的版面留给规模宏大的事件和场景，我的整个高中生活史上只遗留下两个场景，一个是1992年春天全校学生修整跑道，另一个是1992年秋天的集体逃亡。

　　梅城有一条河，河没有名字，梅城人都叫它河。河的两岸是白灰色沙地，沙地临水处有密密麻麻高低不平的鹅卵石，1992年春天，河没有像往年一样涨水，阳光下鹅卵石河岸如同覆盖着坚硬的雪。那是风调雨顺的一年。我和其他男同学，站在拖拉机车斗里，手扶横栏，任疾驰而过的劲风竖起短发，意气风发地冲向那片河谷。小型农用拖拉机是一名男同学偷偷从家里开出来的，他满脸得意坐在驾驶室里，把车开得像脱缰的野马，却没有人想过质疑他的开车技术。四月的天气，青草泛着油光、沿着公路延伸于树林间隐约的村庄，还有薄薄的白色炊烟，偶尔一阵犬吠。

　　我们到达河谷，往车上来回装运石头，衬衣不知不觉已经汗湿，粘在皮肤上很不舒服，最后我也像其他人一样毫无顾忌脱掉了上衣。流水静悄悄地凝视着一群打着赤膊的少年，我们嘲笑搓衣板式的胸脯，嘲笑营养过剩导致的肥胖，互相比试鼓得可怜巴巴的肱二头肌和肩三角肌。比较后的结果，是我没想到我并不是班上唯一一个用哑铃锻炼肌肉的人。

　　等着拖拉机返回拖走剩下的最后一堆石头的空隙里，我试了一下水温，脱掉长裤在河里洗了个澡，我的衬衣长裤摊手摊脚在鹅卵石上晒太阳，那一天的阳光无比温暖，后来我一头枕着草坡，在沙地上睡着了。

　　我似乎做了一个梦，又似乎没有，我多次回想时期望寻找一个梦境，找到的却是那样一个寻常场景，河岸、村庄、草地、云朵，还有柔软的风和开阔的宁静，像古诗中的世外桃源，梅城的乡村多多少少都洋溢着世外桃源的气质。宁愿它是一个印象深刻的梦，这梦在我脑子里居住了十多年。

　　待我猛然惊醒时，首先看到几米远的地方，站着班主任徐一鸣，徐一鸣身后，是背对着我的梅方，其他人正往车里装石头，我看到他们邪恶的笑容一次次甩落在我脸上。我慌乱间跳起来，突然意识到自己只穿着一条三角裤衩，几乎一丝不挂，实际上比一丝不挂更糟。徐一鸣用他那双阴郁的眼睛冷冷地剜了我一眼，然后嫌恶似地把头扭过一边，看他的学生们装石头。

　　耳边传来一阵无法压抑住的大笑。徐一鸣走远了，梅方也走远了，那些石头和人也远了，我在起伏的河滩上仓皇寻找自己的裤子和衬衣。

　　我多次企图使用假如这个词去重组那个黄昏场景，假如醒来时只看见徐一鸣，假如梅方不曾在那个黄昏出现过，在形容自己寻找衣服时的情形时，我会改用满不在乎，镇定自如。但是梅方已经深深刻入了那个黄昏的河谷，虽然只是背影，她一定看到了我，作为徐一鸣四处巡察的助手，她的眼睛一定不会漏掉任何一个人，她用背对表达厌恶和惊愕，也许还有鄙视和怜悯。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无法控制自己少年的羞耻感，她的目光长满荆棘，而我是个丢盔弃甲的下等兵。由此可见，我的想象力过于丰富，对于一个男人，这不是件好事。我曾经为此担忧，害怕它带给我更大的困扰，所幸的是，随着梅方这两个字渐渐虚无，我的想象力也如我所愿一点点丧失，最后我变成一个没有想象力诚实可靠的男人。这种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想象力不是天生的，它仅属于某个特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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