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之舞(1)_龚芳

一

　　上部：黄春绿·林丰

　　黄春绿：流浪的暂住证

　　我是个独身女人，若干年前，一个黑头发的女人曾预言我将孤老终生，若干年后，女人变老，两鬓斑白，而我正像当年的她那样看见那个孩子衰老，如风卷起的枯枝败叶，于城市之间飘零，居无定所。

　　我在这座蓬勃的城市里生活多年，三十年里，除了梅城，上海是我停留时间最长的城市。最近一次搬迁，住进现代高层建筑之中的一栋旧楼，从城北到城西，向城市中心又迈进一步。站在楼顶，天空像蓝色晶体，支离破碎，阳光和云朵在罅隙间飘移着，有点眩晕，类似于游轮航行于海上，波澜壮阔式的眩晕。

　　弧形高楼如莲花，一瓣瓣盛开，永不凋谢，旧楼是黑色的蕊，而我是一只授粉而死的膜翅目昆虫，挂在抖索的蕊丛上，弓起的尾部和轻薄的翅，随着阳光被切割出的巨大阴影时隐时现，风干成标本。

　　小区很旧，楼当然很旧，而且低矮，但是它坐落于繁华地带，像穿上黄金鞋的乞丐。不久以前，我过中山路的天桥时，看到一名长衫飘逸、颀长消瘦的男人，一边跳着土著人舞蹈，一边对每一个路人微笑。当有人伫足观看时，他便从长发卷结的头上，取下肮脏的帽子伸过来，那双手却是苍白细腻的，蓄着黑色尖指甲，杵在人面前，仿佛它的主人穿着隐身衣。

　　他不是乞讨者，我把他看成身怀使命的神秘人，像那些入无我之境的流浪汉，或者看似疯颠的精神病患者一样，是人类与宇宙、凡间与神灵之间的信使，宇宙神秘力量的使者，因此，我对他们从无悲悯之心，这样看来，我不仅能随遇而安，还是一个心肠冷硬的女人。

　　旧楼不到三十平方的鸽子笼里，我每天不到七点起床，喝一杯放了盐的水，然后在卫生间里浪费掉大部分宝贵时光。我像大部分单身女人一样，患有羞于向人启齿的，内分沁失调、阴阳失调之类引起的毛病，这些毛病像孪生姐妹，与我忠实相随，我们之间的关系最终由深恶痛绝到握手言欢。我的书籍摆放得整整齐齐，大部分阅读工作，也完成于浴室兼卫生间，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代谢，被同样一副肉体配合得完美无缺。碰上无书可读，我便长时间坐在马桶上，闷闷不乐地观察对面那个人的脸部表情。浴室不大，仅容下一只1400mm×813mm的浴缸、一个柱形盆、一只马桶，却有一壁墙奢侈地装着整面镜子。

　　我每天出门时换上细高跟皮鞋，穿过门前长长的走廊，每一扇窗前堆满了杂物，纱窗上乌黑厚重的灰尘已经使人放弃清洗，在上海繁花似锦的袍子里，这栋房子不过是一点不起眼的污垢，功能齐全，我尾随繁华的背影，逶迤前行，鞋面上的水钻吸吮着整个世界，吐出五色反光。

　　我喜欢上这个雍容、精致、冷艳，与庸俗、落魄、吝啬并存的海上世界，走在马路上，每天可看到许多风流倜傥的男人，穿缀满流苏和亮片的长裙发髻高耸的女郎们，他们像摆在明亮橱窗里冒着热气的新鲜糕点，刺激着每一粒味蕾和每一根神经元，牢牢吸附住像我这样随波逐流的城市居民。

　　关于城市居民的定义，我特意翻查过相关辞典，但当我漫步城市时，常常不由自主产生一些错觉，以至于混淆掉自己的身份，弄不清自己是谁。城市居民有二种解释：一种指居住在城市里面的人，另一种指拥有城市户口薄的人，词典上的解释多指前者。可是，我很清楚词典的不可信，只有小孩和书呆子才盲信书本。我不属于这个城市，实际上，我不属于任何城市，我的身份证上，明明白白地强调我来自农村，一位地地道道的新时代农民。“阿拉上海人”称我为外来人口，而在有些人眼中，譬如梅城，上海和我可以混为一谈，我几乎成为上海的代言人。

　　湖南路一个极为普通的弄堂小区内，有个门牌号码写着203的房间里，摆满书籍的黑色多用书柜的底层，躺着一个毛主席语录大小的绿皮册子，封皮上印着烫金的印刷体，“上海市暂住证，上海市公安局制”。翻开第一页，有一张露出两只耳廓的大头照，照片上的女青年，左脸下额部盖着白色钢印，圆圆满满，凹凸有致。照片补充说明，姓名：黄春绿，女，出生日期：19XX年X年X月。常住户口所在地址：湖北省XX市XX县XX村XX组。暂住地址：上海市XX区XX路XX弄18号208室，我刚来上海时租住的地址。

　　黄春绿的脸，像从一副白色窗棂里钻出来，嘴唇紧闭，惊惶地看着前方，前方是喇叭状的镜头，如果再凑近一点，看久一点，或许还可以看出眼神里疲惫和绝望的神色。

　　我能够清晰地回忆起那一天，如同刚刚发生的事，鼻翼两旁生着雀斑的女摄影师，掀动两片薄嘴唇，命令我坐在闪光灯和反光伞包围的矮脚凳上，然后，她透过鼻梁上的圆形镜片和小刀片一样的目镜框，冷冷地望着我，挑剔我的表情和姿态。

　　她的普通话里洋溢着浓重的本地口音，正是这样的口音令她傲慢，在她眼里，我是一件可以活动四肢的仿真塑料人。

　　女证件照摄影师慢吞吞地摆弄她的相机，那黑色机身亮闪闪，质地像她用心扑过粉饼的脸，光滑致密，无可挑剔，故意裸呈那几点性感迷人的雀斑。她把脸隐藏起来，继续向人展示她的手，那优越感十足的十指上，指甲盖像一片片紫色贝壳，勾引式地肆意盛开，而我暴露在光的祭台上，像亚伯最后献上的羔羊。

　　人们不习惯被同类观察分析，面对镜头紧张或者扭捏，可以自由伸缩的镜头（监视或偷窥），像一把枪，又像男人的生殖器，将恐慌插入心灵。我能够忽略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超市、银行、红绿灯路口、大型商场、机场、某些住宅区、可视门铃，甚至公司，公众场合的偷窥，人对机器的控制掩盖了人对人的控制，人们对于集体的被监视，出人意料地表现得通情达理），却不能忽略女摄像师，实际上，是我无法对目光视而不见，我羡慕这密室主人的自由，她发号施令，而我一言不发，她自由进出，甚至中途上一趟厕所泡一杯咖啡接个聊天电话或者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而我顶多只能坐在凳子上扭扭有点僵硬的屁股。

　　这间盒子式的密室里，没有一扇窗，只有一扇小小的门，白色的门，关上后成为一堵墙，我循环往返于城市墙体的迷宫内，像传说中一种无法停止飞翔的鸟，只有死亡的那一刻才能亲近大地。飞翔对于鸟的意义，正如城市对于我，故土沦丧，我们都是被时光追逐不放的生灵，城市的临时居民，时刻准备下一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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