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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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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老头死活就不肯站起来,仍跪着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着:“王乡长啊,储洁这丫头挣碗公家饭吃,真是仰了八辈子的荫德呢。她爹娘早早就撇下她死了,我这个做爷爷的到处拾破烂、捡可乐罐,一分钱一分钱地攒着供她读书,眼睛都熬瞎了,等到她毕了业。要把她减掉,我这把老骨头就吊死在政府大门上算了。王乡长您别瞒我,丫头资格嫩,又没钱送礼,到处都说呢,不减她减谁呀?都说您那规矩是贴在墙上糊砖缝的,根本不会动真格。” 说到这,老头抖抖索索地从口袋摸出一个脏兮兮的小塑料袋,捧给王清举说:“乡长啊,我们全家就攒了这九百多块钱,实在就剩这么点钱了。我这瞎眼一抹黑,也捡不到啥值钱的垃圾。只够给您买几包烟抽,您要不收下,我就不站起来了。” 王清举接过那脏塑料袋,把老头硬拽起来,按坐在椅子上,给他倒了杯热水。他拿着小塑料袋瞅了半天,把钱从袋里倒出来,塞在老头手里,说:“老人家,钱你拿回去。我要收这钱,还不遭个天打雷劈才怪呢!你把现在的官都想成咋样啦?我没权力给你老人家乱许诺。但储洁同志,上上下下的评价都很好,腿脚勤,性子厚道,留在政府工作的概率挺大呢。我收下你这个小塑料袋,好不好?” 老头疑疑惑惑地看着他,连声说:好,好。王清举又费了半天口舌,终于把颤颤巍巍的老人劝回了家。 晚上王清举独自在灯下算帐,算算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财政帐,越算心越焦:四万多人口的硖石乡,伸长脖子吃财政供养饭的人就有五佰七十多,以前编个借口就往农民头上摊派新费种,连“烟囱费”、“养狗费”、“地皮费”这种荒唐的名目楞出笼了,即便这样,全乡税费总额也才九百多万元,入不敷出。一到年底,王清举就要坐在县长办公室里哭穷,县长只好带着他往工商繁荣、富得脑肥腰壮的南部诸镇跑,说是县内调剂,暂借点钱用,大家也都明白覆水难收,借出去的钱就像泼出去的水。心疼之余,酒席间的风凉话就越来越刺耳,王清举只好装聋作哑,干陪着笑脸,回乡后再摔摔凳子泄泄火。一年一年地熬着过,轮到今年的税费改革,把向农民乱收费的口子一招扎死了,全乡税费总额降到了四百多万元。口袋瘪了大半,但今年却要新增一项硬梆梆的支出:财政补贴瘫子村的移民造镇。到了崩溃的边缘,才突然发现要找活下去的办法了。最有效的办法是虱子摆在秃子明晃晃的脑袋上,所有人早也就看见了,都戏谑似地高喊过:“精兵简政、精兵简政!”,一边喊时又都在肚子里烧着求佛的暗香:真该朝死里减人,只是千万别减到我的头上。不减还像什么话?乡广播一年响不了三岔,可乡广播站的牌匾下硬养了三十多张嘴。郭秘书测算过,吃财政饭的人减掉七成,政府的轮子照转,转得还更轻盈更欢快。 嘴里藏着祸水,减掉一张吃闲饭的嘴,等于给自已惹一个埋得深深的祸根。王清举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迟迟下不了狠心。他探过别的出路,他曾热烈地梦想搞一个无痛分娩,办一些能羸利的企业,把政府大院臃肿的人群轰到企业中去。有一些年他带着一干人颠来覆去地跑温州,想学点人家从市场上剐油吃的本事。温州灯红酒绿、蓬蓬勃勃的局面,让乡干部们看得天灵盖冒烟、涌泉穴着火。王清举也是血脉贲张。那些瘦得跟猴筋似不起眼的温州人做到了,咱们这帮虎背熊腰的沿淮汉子就办不到么?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分析,最后全乡干部像一锅油似地沸腾起来。王清举跑到银行,恨不能割下自已脑袋担保着贷款,银行行长也跟着激动了。乡制革厂、锚链厂、窑厂,一家接一家地投产,鞭炮炸得乡政府院中一地的碎红屑。可很快的,碎屑上的红还没有完全褪净,这些厂子又一家接一家地撑不住了。制革厂管中流出的污水毒死了庄稼和鱼,却没有产出一分钱的利润。有一年除夕,乡政府发不出工资,只好将皮革厂残存的牛皮每人割一块,充抵工资,大家都苦笑着过了一年“牛皮年”。等到银行来催债,王清举傻眼了,拿什么还给银行呢?大家彻夜商议,第二天决定征收“企业损失费”,向农民均摊收取。瘫子村的麻三叔串联了三百多个拖拉机手,准备千里围堵省政府,乡长的胆都吓绿了,赶紧作罢。银行行长看着围墙里衰草过膝的厂子,叹口气说:“我的命就栽在这里了,你们提前给我送终吧”。硖石乡农民仍旧把河中捕起的小鱼卖到外地,再美滋滋地嚼着外地运来的包装精致的鱼干。县政府也因此下文,规定各乡镇政府不许再充当投资者、卷起胳膊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政府只能做个市场秩序的裁判员。王清举的万丈雄心,化作寸寸灰烬,做起了一杯清茶的裁判员。乡政府的大院中,济济一堂的也都是裁判员。 到底减谁裁谁?王清举面对着一张清清爽爽的名册,整夜整夜地发呆。一个名字像一根枯荷,扯一扯,会惊动在满池的淤泥下盘根错节的枝叶。王清举太熟悉乡政府的这个院子了,有时,它结构缜密的程序有时像一块铁板,你买一张办公用纸,要经过五、六道审核的关卡。有时,它又松疏脆弱得如无人之境,只要王清举签了个名字,所有的核查便立即失了效。没人敢监督他王清举手中的这支笔。在册的名字像一根太长的链条,每一个链节都在喊着:是我推动轮子在转!是啊,每一个链节都和轮子在磨合着,虽然并不需要这么复杂的磨合。 再不能等了。王清举咬咬牙想,农村税费改革在明朝时叫“一条鞭法”,这根带血的鞭子抽的就是浮肿不堪的基层小吏集团,难免要有人发疯、有人叫疼,只是不能再等下去了。就像瘫子村的搬迁,苦捱了几百年,一只掉光了羽毛已变成瘟鸡的老凤凰,也该浴火重生了。 两桩事都不能再等了,否则他的政治生命要腐烂在这偏僻的小河滩上。 他连夜把郭秘书喊来,吩咐道:“最近一阵子,你把手头的杂事全撂下,专心去做两桩事,一出一进的两桩事。” “..............” “一出,指的是财政供养人员精简。我的想法是,从目前的五佰七十多人,减到三百人以内。先搞一个综合素质的考试,再搞一个民意测验,按两项折计的总分排序,三百名之外的淘汰。你觉得怎么样?” “大院内的帮派现象严重,插旗子的小山头挺多,民意测验的结果有时会失真。像乡长最看重的秦小琪,工作很有创造性,常遭人嫉,性子傲、脸又黑,聚摊子斗酒的热闹事儿他从不瞎掺和,像这样的人还有几个,得票一定不会高。我建议综合素质的笔试成绩算七成,民意测验成绩算三成,能保住一批干实事、得罪过人的干部不被淘汰。” “嗯,确有道理。去听听其它乡领导的意见,再定。” “好。”郭秘书一边应承,一边做着详尽的笔录。 “在考试之前,就把我那小舅子先刷掉。不必考了,我太了解他罗。” “似乎对他本人不够公平哦。” “有啥不公平?当初他进来时,走的就是瞒天过海的暗道,来得不公平,去得就不要顾他的面子。我这么做,是让其它人瞧瞧我的狠心,自杀疗法嘛。” “几个副乡长的亲戚咋办?” “咋办?问问他们去。撒泡尿照照。太窝囊废的,就劝他别考试丢人、做反面教材。有真能耐的,内举不避亲嘛。” “淘汰下来的咋办?得有个缓冲的办法,否则容易出乱子。” “这个我考虑到了。可以可以尝试着成立几个农产品销售小公司,咱乡的小辣椒不是积压霉变成酱了吗?乡里先投一部分铺底资金,让他们闯市场搞营销去。搞得好的,我亲手给他戴花敲锣。搞不好的,菩萨也救不了他,只能自谋营生了。所有淘汰的,乡财政继续供他一年的奶,断奶断得急了,娘的心里也不是个鬼滋味呢。” “嗯,嗯,记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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