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宽的马车(27)_孙惠芬

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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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是在城里，也还是能感到春天已经不可阻挡地来了，因为风里头有了绵软的丝絮，它们扑到脸上，和暖而潮湿。有一首歌里说，城里不知季节变换，我觉得不对，应该是城里不知节气变换，季节，比如春天，我还是感受到了，你模糊不清的只是节气，看不到大地上的阳气，听不到河流解冻时哗哗的流水声，你就无法分辨是谷雨还是春分。感受到风里的和暖和潮湿，我的某种能力在复苏，我开始想家，想我的老马和马车。每天在饭店里出出进进，我常常不自觉的就把手在空中甩起来，做甩鞭子的动作，之后长时间地想象坐在马车上那种吱吱悠悠的感觉。每当这时，我会不由得问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答案显而易见，但跟着那答案，另一种能力也在我的身上复苏，我开始想许妹娜。

　　也许，是春天在作祟，风在作祟，是春天里的风，刮走了许妹娜冰冷的眼神和伤人的语调；也许，还是某些东西太刻骨铭心了，它的刻骨铭心远远超过了语言的伤害。在歇马山庄饭店四周逛来逛去的那些日子，许妹娜的笑脸，许妹娜那顾上不顾下燎人的举动，还有她那熟悉了千百年似的稻草般的气息，统统回到我的眼前，尤其她在我哭后说出的那句话：“俺从没忘记那个月夜，俺常常梦到坐在马车上。”这句话，每每想起，我都按捺不住心底里的冲动，跳上开往中山区的11路车。可是，我一次也没有见到许妹娜，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上到三楼。不管是在行动之前，还是在行动当中，我的心都鼓胀胀的，就像一只马上要崩裂的气球，可是不知为什么，一到许妹娜家楼对面的阴影里，那鼓胀的气球就被谁扎了一锥子似的突然撒了气。那一锥子，自然是另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嫁一个赶马车的！”它穿破坚实的大楼扎向我时，我浑身上下一阵冷嗖嗖的。这时，我会突然的就垂头丧气，变成一条找屎吃的狗。

　　在许妹娜家楼前楼后转着，两个声音一直此起彼伏地响在我的耳边。一个，是永远不忘我，一个，是永远不可能嫁给我。我垂头丧气，就因为我无法知道这两句话究竟哪一句是真实的。于是，被两句话牵扯，我偏执狂似的往返在汪角区和中山区之间。世界在那一时刻变成了点和线的组合。点，是黑牡丹的饭店，是许妹娜家，线，是穿越两个街区的公交车。实际上，在这点和线之外，还有一个更大更长的点和线，它们的一边，是我的老家歇马山庄，另一边，是这混账的槐城，一条游丝一样的公路连接了它们。它连接它们，原来不为别的，只为把许妹娜引出来再送回去，只为打破我在大地上慢悠悠赶着马车的日子，让我成了一条回不了家又找不到去处的可怜的狗。那段时间，我在城里11路车上往返，对线一样马路的仇恨要多深有多深，我恨不能变成无所不能的孙悟空，把它们从大地上抓起来，团成一个球吞到我的肚子里。

　　就在我对线一样的马路充满仇恨的时候，连接在歇马山庄和槐城之间的马路送来了我的二哥三哥四哥大批乡下民工。得知这个消息，我说不出是难过还是高兴。那个午后，我刚迈出饭店门口，黑牡丹就在后边大呼小叫：“吉宽吉宽，你四哥他们回来了。”

　　说心里话，我压根没想跟四哥干小工，那活我干过，吃一嘴泥沙饿一天肚皮，又苦又累，关键是当一个小工，和赶马车没什么区别，永远也开不了公司，当不成小老板。可是，了解到自己做不成对缝，再经历一段无着无落找屎狗一样的日子，我还是盼望有一件什么实在的事拴住自己。至少，不至于在两点一线上痛苦地往返。

　　后来才知道，黑牡丹之所以和四哥有联系，是因为四哥舅哥的建筑公司在黑牡丹饭店挂账吃饭，也就是说，“歇马山庄饭店”是四哥舅哥的定点饭店。四哥一回来，就陪他的舅哥来了。和他的舅哥在一起，四哥和在家时判若两人，不但说话低声低气，连走路都是猫着腰。四哥的舅哥个子很矮，属于有宽度没有高度那种，有点像我名字给人的印象。为了突出舅哥的身份和地位，四哥点头哈腰的样子和我这条狗简直差不了多少。惟一不同的是他可以上桌我不可以上桌，他在包间里我在包间外。不过跟他到了工地，他的舅哥不在场，他可就是另一番模样了。

　　那是一个养一群狗的主人才有的模样，不但腰杆竖了起来，眼角都差不点竖了起来。他在工地上管材料兼管工程进度，我，二哥，三哥，鞠广大父子，都是他的狗。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我的哥哥和民工们不一定这么想。我的二哥是大工，又是只顾埋头干活的大工，从不抬起他的头，也就看不到四哥的样子。我的三哥，倒是一见四哥赶紧冲他点头，不管四哥看不看他，他多年来围当官的转，自然早已习惯看当官的脸色。我的二哥三哥都不在乎，鞠广大父子就更无所谓是人还是狗了。我在乎，第一我不喜欢干活，尤其不喜欢干和砖石瓦块水泥打交道的活，第二，我不愿意将自己置于一项被人管制的工程之中，又是这种漫无边际的工程。我是喜欢漫无边际，但在那漫无边际里时间必须由我自己支配，比如想躺着想坐着或者想到外面走动走动。每当发现我停下来，四哥那竖起来的眼角就悬在了半空，这让我极不舒服。

　　工地，我不知道在槐城这个地方有多少工地，而这些工地由哪些人批准成为工地。在这一项项巨大的工程中，它们由审批到立项一直到施工，一步步到底怎样形成，在我这里永远是个谜。当然真正的谜，还是这样一个环节，就是它们是怎样最后到了四哥的舅哥手里，让他成为包工头。关于这个谜，似乎大多民工都不关心。或许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或许即使知道，也懒得说它，因为说不说你都得干活。我关心，是因为我不能专心致志，思想老溜号，老为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想入非非，比如什么时候我能成为四哥的舅哥。不过有一天，我发现关心这事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三哥。那天，工地里来了一辆轿车，下来一伙人，四哥的舅哥在前头领路，在工地上转了半天，轿车开走，三哥停下手里活，大声说：“操，叫我看，那个穿西服的就是老四说的中山区区长，他和老四的舅哥是铁哥们。就是他把这个工程弄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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