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八十(23)

黄永玉先生答《时代周刊》记者问（4）

　　记：沈从文对您早年影响大吗？在1952、1953年，即在回北京之前？

　　答：影响不大。主要是左翼影响了我。他在北京当教授很多年，我和他到了1946年才有联系，小时候见面也不算。前几天我还谈到，解放前，我们党的领导就像叔叔伯伯一样，在这样亲切的领导下，我们奋不顾身，一切全都是自己管。一声令下，马上就做。解放后，有吃、有住，自己为什么却感到这么压抑呢，连叔叔、伯伯、爷爷也挨整呢。

　　那时候，日本人在后面追，我们在前面跑。炮火连天，炸弹在后面炸。看到很多这种事情，人的心地就残忍了。人生就是这样，残忍的，人的行为里面有不可理解的残暴。这么多年感受了很多，尤其是国民党时期，看得多了，也就从容了。解放以后，多少年还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有经验了，用过去的经验来对待情况了。“文革”时把一个老校工钉在上面死去了，我们听到后只是“哦”了一下。

　　记：好像您在诗里写，像是听到狗死去的消息。

　　答：是，重庆的马帮里面有一马拉了三十年后要死了，所有的马都在叫。但是，另外一种情况是，在电视中看见了狮子在追梅花鹿，咬死后拖了它就走，感觉已经不是生命了，周围的羚羊照样吃草不误。搞运动也是这样的，“文革”时谁死了，大家不都是这样的表现吗。文革时，有一次下大雨，我在等车，看见一个孩子，才十五六岁，背了一个大背包，另一个中年妇女。我们三个人，对面一个女孩子，淋着雨，中年妇女问孩子干什么去，答“插队”，又答“对面的女孩子就是我妹妹，父母都死了”。人生就是这样冷漠，冷极了。“文革”时我装病，晚上看病，一个认识我的大夫带我去一个地方。到太平间后看见有一个女孩子，躺在台上，她很美，她的爸爸妈妈死了，她也快死了，一个老太太守着她。但不是那种揪心的感觉，已经麻木了。我很多年都想着这个事情。斯巴达克的人锻炼身体，而我们中国人受到意志上的锻炼和深刻教育。你看沈从文微笑、温和，但意志非常强大。钱钟书也说，沈从文是强大的，他不肯干的事，拿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干，就像李玉和，连杀了他也不会怕。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事情，真正的意志并不体现在张牙舞爪上。“四清”运动时，市委书记给我们讲，曾把一个共产党员抓起来，用酷刑折磨他，他什么都不说。他只是说:“我知道领导是谁，但上级交待过，不让说。”他直到解放后才被放出来,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到英雄人物形象，是很丰富的，形象不是都那么高大的。世界上哪有又美又是英雄的形象呢？这个人就是又老又瘦的形象。

　　记：在“文革”时，您在不好的事情中总会说“这个事情总会过去的”，这种心态您是天赋的还是后来看出来的？

　　答：我是后来总结出来的。比如说，当年都要上山下乡，那么小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被教育得非常左，在这样的状况下，人都不能不去。我的朋友想请人送两条烟，希望孩子能早点从乡下回来。我说怎么可能呢，你等上面领导的孩子解决了，你的也就解决了，急也没用。他说，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我说我是看上面的人嘛。

　　记：在你们那个年代，在经过战争，又经过文化革命后，人的意志特别强。现在的年轻人很脆弱，您怎么看年轻人这种脆弱的心态呢？

　　答：活该。他们该完蛋就完蛋了。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对以后任何时候都有用的，平常浪费水，终有一天你会干渴，平常浪费一粒米，终有一天会挨饿，这个不叫报应，而是人性的恶劣循环。有因就有果，这是规律。坏人有坏人的因果关系，最后肯定会倒霉。人总在自己创造的规律里生活。这个教育包括他的家庭教育等。

　　记：您从小就离家出来闯荡江湖了，现在广州也有这样的孩子，出来工作找生计，他们很苦，所有社会最黑暗的东西在他们身上都表现出来了，您作为前辈，对他们想说点什么呢？

　　答：我的前半生是浸透了苦难，我害怕看这种事情，我感觉到苦涩，有机会的时候我也反映给确实有权力解决问题的人。有的人想让我高兴，他可能会去解决个别的情况,要是不个别，我就当主席了。

　　记：来采访前，我问过您的同乡，他们都是像我这样来广州找理想的，有一个人托我问您一个问题：即您是怎样达到自己的理想的？

　　答：我小时候躲过两次炸弹，我的问题就是解决饿的问题。那时一个吃饭、一个穿衣是最重大的问题了，冬天有棉袄，世界上就没有可怕的事了。现在的孩子们危险的微妙性比我们当年多得多，现在的孩子们太不幸了。在珠海的玩具厂，我看到那里像地狱一样，有的孩子就在那里做事。这个事情我有机会一定会反映。有的事太不好，像狄更斯的小说中的一样，这都是真的。有的人问我怎么不捐钱给希望工程？我做了的事，只是不讲，这是国家的光荣，不能随便讲。我个人解决的问题没必要宣传，问题是规律不能打破。比如解放前，大学生不交学校钱，还要领12块钱，现在倒过来了，这样的事不该责备吗？

　　记：您在《大公报》做过事，现在媒体对待阴暗面用不同的角度来报告，您作为前辈认为媒体应怎么做呢？

　　答：现在做媒体很困难，经济发展刺激媒体的成员，东想西想，不安于自己的本行。但这种情况迟早会过去，会有自己的渠道，会大大发展，不会是这个方式。但你怎么管得了呢？媒体花样百出，看看摇头而已。如湖南电视台的主持，讲话不像国语那样的，他本人到老就会纳入正轨了。都会有成熟的过程，年轻的画画的人到了80岁就会成熟了，用不着难受，他们会自己锻炼自己。

　　记：您在遇到挫折时，想过有人搭救自己吗？

　　答：没有。但我曾想组织一个侠客队伍，打富济贫，有这样的想法，比打官司解决问题要好。讲讲也不犯法，没关系，因为我没有案底。

　　记：很多人把媒体看做是一个侠客，您认为它能充当这样一个形象吗？

　　答：我希望政府一天天会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比以前好得多了。三年困难时，陶铸请我们几个老画家到广州生活几个月，那时一条街口有个茶街，那里有个人在大声地骂，我想我可不敢这么骂，这样的人那时很少了。苦和乐是相对的，没有比较就没事。“四清”时到农村，看到农民做任何事都要请假，他们种了一年地，还要欠国家的钱。1959年时我有个学生不听话，他随便勾了几笔算毕业创作，我就把他带到家乡去体验生活。我们出发时下大雨，走了70多里地，上游还要跳崖过去。那边的小码头有个两层楼高的木板房，我们去里面绑草鞋，看到一个中年人在摆香烟摊，我告诉他要去凤凰，并说我是凤凰黄家的，他让我回来喝茶。两个月后，回来时我们想去喝茶，走到那里时见那个门关了，我想他是进城去了。可是两三天后，在一棵漆树下却见到一个门板上停了死人，有个老太太在那里哭泣。我母亲告诉我这个人是被人偷了两元多钱，他没法交差，就吊死了，这个人就是那个让我来喝茶的人了。所以，后来我画了一幅画，告诉年轻人这点钱是可以逼死一个人的。我是江湖上的人，到处跑，见的悲惨的事多了。我看了这个，就是苦在心里，哭是不会的。在广州时，看到一个朋友穷得吐血，现在是难以想象的。人家都说契诃夫是太冷了，他的小说描写的事情多是这样的，他是冷静的，就是因为这种事情见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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