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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先生答《时代周刊》记者问(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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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他的画很好啊,文字也好,家也好。全家都是画家,人也好,他很爱自己的妈妈,林墉的集体像一棵快乐树。 记:我看您的东西时,觉得您对狗有许多感情,那您觉得在狗的眼睛里,人有哪些比不上狗? 答:狗单纯得多了,狗真正天天想你,人就不知道了。人一回家,它就会过来。狗都有各自的脾气,表达感情的方式不一样。我有一条老狗在北京,我要离开它了,它知道我要走了,用脸贴我。凤凰有一条狗,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咬我,不一样的,你可以感觉到,感情很真挚。狗的最大特点是,狗是不嫌家贫的,讨饭它也会紧跟着你。人就不用说了。狗没有利害关系,不复杂,争领导权的时候狗也会打架,得到了领导权之后就不打了。我家的狗领导是一条意大利的大狗,很快就会退位。我也养猫,对付老鼠这是最有效的方式。 记:您说过惩恶是最大的善,有一次在老家您要打架,把人家吓得关门了,这么长的时间里您惩恶的方式有几种? 答:我管不了这么多,政府会管,这是政府的事,耍赖的事政府管不了,我管管还可以。听说有个厂家在我们那里要搞个化学工厂,要把剩余的残渣放到山洞里,山洞是通向沱江的,那还得了?怎么办呢,打它一下去吧,把它的办公室给砸了,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快的。沱江的河这么好,怎么可以污染?这样下去旅游的人怎么受得了?现实不像金庸讲的那样,一拿剑就解决了事情,不可能的。 记:1982年的时候金庸第一次回北京,他特意去看过您? 答:是的,对。 记:您跟金庸共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呢? 答:普普通通,他这个人是不大讲话的。办公时我们的桌子并列着,那时他写影评,有时问我一些事,我认为他不是写武侠小说的料。他怎么能写小说呢?他的才华写小说是浪费了。 记:那您觉得他的才华在哪里呢? 答:我讲一个例子,在读初中的时候,他编了一本《初中会考指南》,全国流通。我当然不靠这本书,我本来就不读书。这个人不是一般的聪明,是杰出人物,他很想搞外交工作,可惜他不是共产党员,他曾去外交部毛遂自荐。要是真搞外交,他一定是一流的。有一次拍杰出华人,问我金庸的情况,我就说他不应该写武侠小说,后来电视把这段删掉了。 记:他是您的同事里最杰出的吗?梁羽生怎么样呢? 答:梁羽生更不能写小说了,他是吹弹得破,又瘦又小,深度近视的一个人。那时《新晚报》没人看,生意不好,他就到街上买一些小说看,准备写武侠小说,还没写人家就开始笑他了。那时查良镛还没有动静。 记:还有陈凡。 答:陈凡不写小说。他很有学问的,作作诗什么的。我在那里是客串,我不是正式的职员。左派的报纸吗,免得人家把我当成右派。 记:您为什么回到北京呢? 答:我来来回回总要回北京,人家从北京走的时候我就不想走,因为什么事情都没干过。 记:您这辈子有没有遗憾的事情? 答:这一生,最遗憾的就是人家耽误了我这么长时间。各种大大小小的运动整整误了25年,80岁的年纪,自己成长过程从小到20岁,睡觉睡了一半,睡了二十几年,还有什么呢,10年的干活时间。我不是懒惰的人,每天干活,碰到这种倒霉事,没办法。最近一个老作家说他洗澡就洗了好长时间。洗澡人人洗,他把洗澡为什么看得这么重要?浪费时间呢!他还很得意。我上半辈子被日本人追得到处跑,谈不到游山玩水;下半辈子上课,带学生体验生活,年年都要去。“四人帮”倒台以后,才出去。但到哪都是工作,去意大利和法国,可能看一次博物馆,卢浮宫、凡尔赛宫顶多去了一次,全是工作。 记:“文革”时在北京您受到冲击,您太太想让孩子和您出国,您坚持不走,请谈谈这个情况。 答:“文革”开始时,把所有文化人关在一起,叫“社会主义学院”。所有老前辈都关在一起,夏衍、周扬、田汉等。好多人住在那里,北京郊外。我们来往很多,马思聪是音乐学院院长,我每天向他借《参考消息》看。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被放回学校。后来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们不让我们学马思聪,说他逃跑了,到巴黎去了。我想怎么跑的?全家都跑了,这么奇妙啊。是广东的一些好人从珠江三角洲那里帮他走掉的。我的全家也跑了就精彩了,我心里可真想学。那时是受尽了侮辱。对马思聪不公道,像对老舍不公道一样,共产党一直重视他,原来重视,后来拉下脸皮忽然不重视了,当然他受不了,就走了。可是,对我基本上还可以。打我的也不是美院的学生,是别人打的,我自己也很珍惜,工作很努力,当然在党的领导下,不想听的话我也听了。他们一边认为我教得好,一边说我是资产阶级教课方法,这大家也能理解了。沈从文是从开始就对他不好,后来更不好,他也没觉得怎么样。老舍不同啊,他那碗汤调得很妙的,再加点盐,他就受不了了;再加一点,他就死了。因为他原来是很受重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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