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八十(21)

黄永玉先生答《时代周刊》记者问（2）

　　记：有没有印象深的？您觉得很得意的？

　　答：都是印象深的，新的阶段，看作品不从这个角度讲。有些人怕大家忘了他，隔几年开一个展览会，把他以前的作品不停地展。我吗，我不停地工作，我不能说我讨厌生活才画，当然我喜欢我的生活，我相信我的观众也喜欢我做的画，我想让大家看我是怎样在工作。不能说我的每张画都有深刻意义，明明没有意义嘛！为什么五张八张都画这个，有的豪放一点，有的用另外的方式，是因为自己也在研究，这个过程让大家看看。什么意义啊、崇高啊都是扯蛋的。比如有人问毕加索的画什么意思啊，他用鸟的唱歌来比喻，画画就是这样，不一定要讲出意思。不要为讲意思而画画。做展览会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前，每张画都要有意思，没有意思也要找出反动的意思来，太可怕了！现在的好处在于不是太有意思的东西也没有人追究了。是吧？

　　记：您近五年来，在北京和凤凰住得比较多，题材多以荷花为主吧？

　　答：不存在题材的问题，像何孔德他们，画战争要重视题材。荷花无所谓题材，在哪里都可以画。

　　记：画这么多荷花，想表达什么心境？

　　答：刚才不是说了吗，无所谓表达什么的。不存在这个问题，画荷花能有什么意思呢？人家不讨厌，我就不停地画而已。人家愿意看，我就不停地画。

　　记：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解释。有的人一生都在画一样东西或画几样东西。

　　答：传统中国画就是这样，我们的传统有个特点。仿八大，仿石涛这是正路，这是公开的；在外国就不行了，如果一个人仿梵高，仿莫奈，那么画一辈子他就完蛋了。中国的传统就是写在画上，传统不一样。

　　记：西方比较提倡创新的。

　　答：我们也讲创新。但创新这个东西我是不同意的，一个人有多少创？创什么新？不存在创新，不同的风格而已。一个人起了变化，也不叫创新，过去叫变法。改革开放初期，有人有一本书，照着它来画，人家说是创新，等人家都有了，就没有创新了。所以，我不太承认创新的概念，只承认好坏的概念。

　　记：同龄的画家您有比较喜欢的吗？

　　答：李伯安。他是晚辈，但我当前辈一样喜欢他，是了不起的画家。周思聪也不错啊，她是我的学生。我讲我的观点给你听，我的一生没有寻找伟大的意义，不像政治生活，拥护共产党具有伟大的意义。画画没有什么伟大的意义，所以“文革”时一位老先生批判我，说我画画是为了快乐，当时我在台上，我没法说话。若是现在，我一定请他吃西餐，他说对了，画画没有快乐的基础就不能画，他说我过于开放。最近我写了《快乐论》，描写中国人的快乐方式，等会儿我拿给你看。画画的基础在于，每一个人的起点都是为了快乐，为了开心，有一个兴奋点，要是画画总想着不愉快、倒霉的事就没法画了。批判我的时候，我在被动的状态下没有办法，不能说这个。我在设计毛主席纪念堂壁画的时候，人家替我感到重要，访问我，问我一边画一边想什么，我说：“画了八个月了，我就希望赶快完成，否则工程来不及了。你的意思是希望我一边画一边流眼泪，想着毛主席伟大的恩情？这不可能，人不可能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哭。”当然艺术有很严肃的使命，但是，起点肯定是快乐的。

　　记：广东画家您看得多吗？

　　答：我很少看展览会，很久没有看展览会，就是那一次在北京，之后就没有看。在自己家里挺高兴的，我干吗看展览会呢？

　　记：林墉的文章也好，画也画得好，您喜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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