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八十(20)

黄永玉先生答《时代周刊》记者问（1）

　　记：您在香港待了多少年？

　　答：1948年到1953年，1946年到香港，后到上海参加一些美术活动，1948年到台湾，那时蒋介石还没有去，我们到台湾住了半年，地下党通知我赶快走，先到了基隆，辗转到了香港，在那里一直呆到1953年，我就回北京教书去了。

　　记：听说沈从文关于这件事还给你写了信。

　　答：这是一个原因，人们喜欢讲这样的故事，实际上我也很想回去了。那时也不了解共产党怎么样，虽然我多少年一直是左倾的，今天理解了，共产党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时有多少人理解共产党？刘少奇了解共产党吗，我又懂得多少共产党？但回来总是开心的，总是自己的祖国，所以很多人说我是受沈从文影响的，因为沈从文是我的亲戚。真正我是受左翼文化的影响，是鲁迅的木刻影响了我。

　　1950年我才正式见到沈从文，把关系接起来。他是我很亲的长辈，是我爸爸的亲表弟，他是我尊敬的长辈。解放没多久时，他的处境也是不太好的。我每个礼拜都要去看他，我们关系很亲密。以前有一个中央领导来我家，我们谈到了我们在解放以前同党的关系。我们感觉党在解放前的领导是我们的叔叔爷爷辈，那时我们也没有党的关系，不是党员，但在党的领导下奋不顾身，上头一有指示，马上去行动。钱是自己去找的，具体的领导是我们的老前辈，李桦、也夫、陈烟桥等，一年做两次展览会，不像今天这么简单。党什么都不管，连饭也不管，挂画一切都是自己来的，这样的状态底下感觉一切都那么好。

　　记：那时是有一种激情吧？

　　答：我跑到上海旺角，买了一块大板子，自己用三轮车运回到住的地方，自己打稿子，刻了九天九夜，送到展览会去展览，都没有发表，稿费也没有拿，义卖后卖了两三千块钱，全部慰问了解放军，后来这幅画拿到朝鲜送给金日成了。“文革”中把这张画挂起来，当做黑画，说我把解放军画得这么矮，是贬低解放军。我想我当年是怎样的工作，条件多不好，你们现在吃国家的饭，拿国家的钱，却没我有出息，你们有什么资格讲我呢！历史给人很多的委屈。

　　记：我看了您的文章，里面说：“他妈的，到底是谁偷走了我们的时光？”那您的画风是怎样形成的？

　　答：是的，画风不是一年两年形成的，根据不同的经历，学习过程演变出来的，不是想改变就改变的，不像整容，是说改就改的事情。

　　记：五六十年代，在还有些自由的情况下，艺术的交流是怎样的呢？

　　答：在困难的情况下我还能够偷安，能很实际地生活，我没感觉到文化革命时特别痛苦。最不正常的是文化革命、反右、肃反和我还没有关系。三年困难时就想，明明好好的，为什么要没有饭吃呢？我曾写过一封信给香港的朋友，告诉他们不要寄东西来了，我要与大众一起。“文革”时感觉越来越不正常了，“文革”末期，当林彪摔下来的时候，感觉是很不正常了，这个事情是逐渐认识的。那时高兴地以为“四人帮”要完蛋了，结果不是这样，他们反而掌握了旗帜了。所以，我自己也不清楚了。

　　记：那时不痛苦吗，不能画画、写字？

　　答：不痛苦，因为大家都一样，劳动，哪里有空去痛苦呢？很累，没有闲情逸致的。不要说我们，古代的那些在奴隶船上的人，每天摇啊摇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是痛苦的，但他们只是想活下去，如果想痛苦的事情，他们也活不下去的。在小组会上，大家谈到为什么我们愿意改造，包括死刑犯，大家说来说去，轮到我时，我说大概活着比死好吧，大家就批判我，当然是这样了。为什么国民党的人，如杜聿明等愿意接受改造，还是觉得活着好吧。

　　记：当时黑画事情出来后，您怎么对待？

　　答：我能怎么对待，就完蛋了吗，那怎么对待。所谓黑画，说我，我就很被动。如果有机会辩论，几句话他们就无话可说了嘛。猫头鹰为什么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一只眼开，一只眼闭，这个是为什么？他们也说不出来。

　　记：那“文革”之后去香港有什么机缘？

　　答：能够去了就去了，允许去了我就去了，不是自由的问题。几十年来在北京我也没觉得不自由，自由是自己给的，不是别人给的。我创作的任何作品很少情况下是别人命令我做的，都是我自己做的，包括大跃进的作品，我不是如实描写，是我加入自己的艺术处理，不一样就是一种自由了。人家说，大跃进是谎话，谷子上可以跳舞。我说我看得真开心，一群人在稻谷上跳舞，羊长得比牛还大的事情，我不是相信，我只是觉得人家说谎、我表达出来很开心而已。有的事情不是用诚实与否来断定。从我的角度来讲，开始乱讲话是有道理的，道理高深，我都不太明白，跟着做是没错，一定有道理，包括让我死，都是有道理的。慢慢感觉有问题，到林彪死了，才逐渐明白，其实一帮人是把政治越来越当做儿戏，把生命当儿戏，把国家的命运当儿戏。

　　记：您新出的木刻集，和1999年的画展我都去看过，1999年到现在，这些年的画有哪些新的题材？

　　答：都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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