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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我说:“大嫂,我们搭一段路好吗。”

  “不行,哪有你这样的?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想搭车?快下去!”那妇女冲着车老板喊道,“快停车,把这俩人撵下去。”

  “吁——”车老板搂住车闸,迫使马车停下来。他回头吼道:“下去!”

  方怡玫拽了下我,自己先下了车。我却没动,心说我就不下,看能咋地?

  车老板见我还在车上,突然抡起鞭子啪地向我抽来。我一低头,鞭梢抽在我的帽子上,没等我反应过来,那妇女一脚将我踹下车。车老板就势扬鞭催马,那车卷起一股尘土向前奔去。

  我气得嘴唇打颤,要追那辆马车,方怡玫一把拽住我说:“算了吧。”

  我怒气难消,手指前方愤恨地骂了一句:“臭老土!”

  “老土”是我下乡后才听说的。老知青管当地老农直呼“老土”。在知青眼里,老农穿得土,说话也土,行为举止处处显露出土气。

  方怡玫气得胸脯起伏着,不觉冒出了北京方言:“这老农真特,真格色,以后见这号人甭搭理。”

  天色见黑时,我们才疲惫地走到青年点。

  分手时,她主动向我伸出手,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握住了她的手。这只手纤细温热,极富弹性。头一次跟女青年握手,我浑身像过电一般麻酥酥的。以后回想起来,心里仍热乎乎,甜丝丝。

  青年点异常冷清,伙食人员都没回来。还是母亲想得周到,给我烙了几张饼,不然这两天我真要饿肚子。

  方怡玫的住处与我相隔一趟房。整个青年点就我们俩,我感到寂寞时,就不自觉地溜达到她那儿,她便热情地拿出糖块、饼干招待我。

  她的房间不大却很整洁,她住在炕梢。墙上糊着过期的《盘锦日报》,房梁上残留着大字报的墨迹清晰可见。她的被褥叠得方方正正。

  她说话的北京味引起了我的兴趣,我问她:“听你的口音,你一定在北京住过很长时间。”

  她告诉我,她家原先在北京,她的父母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她父亲抗战时,在贺龙手下当营长,解放后,在北京一个军工研究所当副所长。她的小学就是在北京念的。刚要升初中时,她父亲被调到沈阳的一个科研所当所长,她的家也搬到了沈阳。刚上高中不久,“文革”就开始了,六八年秋天,她随着上山下乡的浪潮来到了盘锦。

  我静静地听着她的讲述。我不敢问,怕引起她内心的伤痛。父亲的问题已让她在青年点里备受冷落和歧视。这次她提前回青年点,也许是不愿与那些鄙视她的人坐同一趟车吧。

  她孤独地被排斥在群体之外。眼下与我这个不谙世故心地单纯的新知青在一起,或许能释放孤苦的压抑,寻到暂时的心理放松。

  她在火车上与我不期而遇,难道是一种巧合?或是上苍有意的安排。我们的家境和遭遇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我父亲的现状只有同学知道,尚未在青年点扩散开来。

  她专注地瞅着我像要看透我的内心世界。长时间被一个漂亮女青年这样注视,我还是头一次。我不自然地将视线游移到墙上,心里却突突跳个不停。

  她关切地问:“你家里人都好吗?”

  我说:“这次回家只见到我妈,她身体不好,比以前又消瘦了许多。”

  她唉了一声,又问:“那你父亲——”

  我的心忽然揪了一下,不安地瞥了她一眼。我该怎么说呢?点里的老知青曾关切地问过我的家庭,我始终没有透露父亲的现状。此时面对她的询问,我不知如何回答。我料想她不会向外传播,可还是不愿说出实情。

  我犹豫地支吾着:“父亲他不在家,他……谁知道他现在啥样?”

  “你父亲怎么啦?”她惊诧地瞅着我,“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我迟疑地望着她。

  “你难道不相信我吗?”她真诚地望着我,目光忽然变得忧郁,“其实每个人都有内心的痛苦,也许我不该问。”

  “不,”我忽然从她的眼神中读出了什么,我说,“我相信你。”

  她真诚的目光打消了我的疑虑。我终于坦诚地对她说:“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着,春节也不让回家。”

  “啊!”她惊诧地半张着嘴,深深地凝视着我。片刻,她语调变得异常沉重:“我父亲不仅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她的眼里盈满了泪水,“父亲被关进监狱,那些造反派春节期间抄了我的家。我实在受不了了,这才提前回点的。”

  “那你母亲呢?”我急切地问。

  她语调愈发悲切:“造反派让我母亲揭发父亲的问题。母亲说,不知道父亲犯了什么罪。造反派说我母亲不老实,揪住头发打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他们还到处贴大字报,污蔑我母亲包庇反革命。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我父亲、母亲这样狠毒。母亲本来心脏不好,这么折腾下去,我真担心她挺不住哇……”

  方怡玫呜咽着,她脸色苍白,泪水在她脸上肆意流淌。

  望着悲凄哀痛的方怡玫,我忽然联想到自己的父母,心似被钢针扎得刺痛难忍。我们像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彼此泪眼相对,默默无语,独自舔着心上那无法弥合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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