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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第七章

  偌大的青年点,如荒无人迹的孤岛。我和方怡玫成了这“孤岛”上的落难者,相怜相惜地互慰着。两颗受过创伤备感孤独的心灵自然贴近了。我甚至幻想,假如青年点只有我们两个人该有多好啊!

  这样的安宁只维持了两天。随着大批知青的返回,又重新热闹起来。我们只得中断接触。

  同学们互相说笑着却没人搭理我。我心里忽然涌起孤寂与烦躁。我默默地走出屋,毫无目的地在旷野里游荡。

  放假期间的一场大雪,使这儿的地面肿起来,积雪蒙上了一层尘土。小碗口粗的杨树、柳树,裸露着枝干,稀稀拉拉地在路旁伫立,被风吹得摇摇晃晃。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一阵高亢激昂的京剧唱腔顺风飘了过来,打破了旷野的寂静。我顺着声音寻去,见前方不远处,一个矮胖的青年背对着我引吭高唱。

  我好奇地来到他的身旁,他竟没发觉,手臂正在不停地挥舞,模仿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动作,继续唱道:“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他神情专注,一副如醉如痴的样子,仿佛这个世界只有他自己。

  这不是另一班同学“小地主”孙福禄吗?他大脸盘,圆眼睛,薄嘴唇,大嘴叉。他爷爷是个地主,但到他父亲时,已破落得没剩几亩地。解放前夕,他父亲到城里做小买卖,把地租给了别人,土改划成分时,便将他家划为地主。班里同学为此都称他为“小地主”。

  “文革”开始后,文艺舞台上只剩下几个样板戏。这个孙福禄闲着没事儿,就跟着收音机天天学唱腔、渐渐唱得有点味道。学校演出文艺节目,就让他上台唱两段样板戏。下乡后,他累得没闲心唱。

  我站在他身后,默默聆听这熟悉的唱腔。他的音域很宽,拖腔唱得高亢激越,委婉起伏,听着让人热血沸腾,仿佛走进了茫茫的林海雪原。我不忍打扰,静静地看着他痛快淋漓地唱完这段《迎来春色换人间》。

  他转身发现了我不禁一怔,问:“你啥时候跑这儿来的?”

  “刚来一会儿,”我望着他,“好久没听你唱样板戏了,唱得真好。”

  “好啥?”他咧开大嘴,“随便解解闷呗。”

  “哎,你也来一段。”他瞅着我说,“我就爱听你唱刁德一的那段。”

  其实我对京剧的喜好,完全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是个京剧迷。小时候,我就听他常说起“四大名旦”、“四大名生”。他最爱听马连良演唱的《借东风》。晚上,只要有空,就来他几句。耳濡目染,我对京剧唱腔也有了一些了解。什么西皮、二黄、慢板、快板、流水等,也能听出来。后来,《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现代京剧成为样板戏时,收音机天天播放,我跟着学会了很多唱段。

  我在学校当班级宣传委员时,学校组织文艺汇演,从我们年级选出三个人登台演出。选择的是《沙家浜》中的《智斗》一场中男女对唱。团支书演阿庆嫂,我演刁德一,孙福禄演胡传魁。

  如今,在这片荒凉的盐碱滩上,听到孙福禄那久违了的唱段,竟是那样的新鲜亲切,我真想也喊上几嗓子。

  “嗬!唱得真棒,这回我可找到人选了。”指导员崔红英不知什么时候悄然而至。

  崔红英是六八届知青,口才极佳。她下乡前是中学红卫兵团里的一个头头。大串联时全国各地没少去,见过世面,敢说敢为,颇有革命闯将的气概。下乡不久,因为会来事,便当上了二连指导员,又入了党。她个头很高,肩窄腰粗,走路一拧一拧的像个鸭子。长了一副雷公脸,说话眼皮一眨一眨的。不少男知青背后称她“母猴子”。胡立仁没事就说,这母猴子贼精八怪,嘴上净唱高调,干活可不咋样,就会摆弄人。

  孙福禄见是崔红英,问道:“指导员,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崔红英说:“我一出门就听见有人唱样板戏。过来一看,原来是你俩呀!没想到新知青里真有人才。”

  “是他唱的。”我指着孙福禄对崔红英说。

  “随便哼两句,唱得不好。”孙福禄谦虚地说。

  崔红英仔细打量孙福禄说:“现在全国都在唱样板戏。这段时间农活不忙,过几天营里要咱们知青搞个样板戏选段汇演。我和连长商量了,咱连也不能落后,从全连中选拔。男的就选你了,女的我再找。”

  “我行吗?”孙福禄望着崔红英。

  “刚才你唱得挺好,没问题。这也是为咱连争光嘛。”崔红英鼓励着。

  “指导员,别光让我上啊。白剑峰唱得不比我差。”孙福禄用手指着我。

  “我可不行。”我不愿出头露面,忙摆摆手。

  “怎么不行,大小伙子得有点勇气。你也一块儿上。正好来一段《智斗》,大家准保爱听。”崔红英瞅着我们,“看看你俩谁来刁德一,谁来胡传魁?”

  “当然他来刁德一,我来胡传魁啦。”孙福禄抢着说,“学校汇演时,咱俩就这样唱的。”

  “好,就这样定了。你俩先准备着,我还得找阿庆嫂去。”崔红英说完扭头刚走了几步,突然发现从宿舍出来的尚慕春,于是拧着身子迎上去,大声喊道:“尚慕春,你跟我到小队部去一趟。”

  尚慕春不禁一怔:“指导员,找我啥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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