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和日丽(3)

三

　　同慈恩学堂比，这里简直像天堂。在干部子弟学校，每天中午都可以喝一杯热热的牛奶，还可以吃上一个白白的馒头。

　　当然，这里的孩子可没有慈恩学堂里的那么规矩，那么听话。他们对恶作剧的热爱胜过读书。有一天，下课的时候，杨小翼发现自己穿在脚上的一只皮鞋不见了。一定是谁在上课的时候，偷偷爬到桌下，把她的鞋子脱了去。她非常奇怪，为什么她会感觉不到丢了皮鞋呢？大概是老师讲关于革命及其理想讲得太生动了吧，虽然她不怎么懂，但这些语言里有一束光芒，能把她的眼睛刺痛，然后让她小小的心脏跳动起来。

　　大概是因为这个城市刘伯伯的官最大，老师叫刘世晨当班长。孩子们在一起时，经常相互比较谁的父母官儿大。有一个孩子问杨小翼父母的情况。她有点儿心虚，她想了好一会儿，才吞吞吐吐地说，刘书记向我妈妈敬军礼。刘世晨得知后，带着一帮孩子围住了她，冷笑着说：“你竟敢说我爸向你妈敬礼？你妈算个什么东西？”杨小翼低着头。不过，她心里是不服气的，刘伯伯确实向妈妈行了军礼。

　　刘世晨指了指她脚上的皮鞋，冷冷地说：

　　“你瞧瞧，这班上谁穿皮鞋？只有你这个资产阶级小姐。”

　　杨小翼听了这话感到无地自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剥削、暴力、专政，这些都是她刚刚在干部子弟学校学到的词汇，她清楚“资产阶级小姐”是不好的，代表电影里面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令人作呕的女人。

　　春天的时候，新政权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

　　杨小翼一星期前已知道了这消息，是刘世军告诉她的。刘世军说，那将是一次公判大会，解放军会当着老百姓的面，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就地枪决。

　　刘世军说这话时非常兴奋。他用手当枪，对着远处，叭叭地打了几枪。

　　公判大会那天，杨小翼和刘世军、刘世晨一起去观看。原三民主义广场——现在叫民主广场前面人山人海，场面沸腾，杨小翼和刘世军、刘世晨是自己偷偷跑来的。他们混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好不容易才挤到前面。刘伯伯坐在主席台上，他的左右都是军官。那些“反革命分子”低着头，挂着写有他们名字的巨大的牌子，他们的名字上打着一个大大的红叉。

　　一会儿，刘伯伯开始讲话，他讲述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理由和伟大意义。台上的那些“反革命分子”，脸上毫无表情，他们的脸像是蜡做的，显得脆弱而虚假。有人开始宣读他们的罪状。这些“反革命分子”大都是特务，或蒋介石政府的高官，或地方权绅，或战犯。他们的罪行是触目惊心的，罪状大都涉及到杀人等种种霸行。

　　这时，杨小翼认出了他。他是个医生，经常受范嬷嬷的邀请到慈恩医院来出诊。他站在第一排的最左边。她不知道他的名字，每次做弥撒，他都会来。他总是坐在教堂最前排的左侧，就像他此刻在审判席上的位置。他是最热心的教友，每次仪式完毕，他都会走上台给唱诗班的孩子们分发糖果，或拥抱他们。

　　杨小翼不知道他因何站在那里。那人开始宣读他的罪状：革命期间曾有党的地下工作领导人受伤后到他所在的医院救治，被他出卖了，领导人不幸被国民党枪决。宣判书还说，这人的儿子是国民党军官，现已逃往台湾。这样的指控令杨小翼心惊肉跳。

　　当她回过神儿来时，枪决已正式开始。一排军人已站在那些罪犯的身后，端起了枪。

　　那天，刘世军一直在同她谈清算问题。刘世军说，新社会就是要把旧社会的坏蛋一个个抓出来，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她想起外公，他也是个医生，并且还开了一家医院，他算好人还是坏人？

　　那天，刘世军带着杨小翼在西门口的郊外闲逛。杨小翼看忐忑不安地问刘世军，开了一家医院的医生是什么成分？刘世军想也没想，便铿锵有力地回答：

　　“是资本家。”

　　杨小翼大吃一惊。她不能将外公和资本家联系在一起，着急地问：

　　“你在同我开玩笑吗？”

　　“千真万确。”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她突然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外公肯定不是革命者，她唯一能希望的是妈妈是个革命者，因为人们似乎无权向一个革命者追究出身。

　　刘世军曾告诉她很多地下工作者的故事。她觉得妈妈的形象完全可以演义成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但她心里清楚妈妈不是革命者，她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女人，一个普通的医生。她进入干部子弟学校完全是因为刘伯伯的帮助。

　　那天，杨小翼回家的时候，看到刘伯伯的吉普车停在家门口。她哭了。这哭让她顿觉轻松，刚才的压力一下子消失了。

　　杨小翼哭完后，爬到了吉普车上。刘伯伯的驾驶员是一个和善的胖子，姓伍，不说话时十分严肃，但一说话整张脸就笑得打皱。他是刘伯伯的专职驾驶员。伍师傅见杨小翼上车，问她想不想去附近兜一圈。她点点头。伍师傅发动汽车，缓缓向小巷口开去。在那一刻，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血统纯正。

　　那天晚上，杨小翼噩梦连连。她的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个被枪毙的男人的脸。

　　有一天晚上，好久没来的范嬷嬷突然来到杨小翼家。

　　从她们的聊天中，杨小翼了解到范嬷嬷是慈恩学堂的恩主。范嬷嬷的先生和外公是旧识。后来她的先生得肺结核死了。范嬷嬷相信先生一定去了天国，她必须去天国和先生见面。她卖掉了银行的股份，回到永城老家。永城有几百所教堂，范嬷嬷把钱捐给了教会。遵照范嬷嬷的心愿，教会创办了慈恩医院和慈恩学堂。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范嬷嬷和妈妈讲起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她的学堂解放后已捐给了新政府，但当年在慈恩学堂就读的一个男孩最近揭发了范嬷嬷，说范嬷嬷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那男孩是范嬷嬷从街头捡回来的流浪儿，男孩来到慈恩学堂后经常偷食圣器室里的圣餐。“要是没有我，他会在街头饿死。”范嬷嬷说，“不过，我宽恕他，他将来会后悔的。”后来范嬷嬷说她想申请去香港，但新政府一直压着她的申请。范嬷嬷来的目的，是想让妈妈在刘伯伯那儿通融一下，好让她顺利成行。

　　夜里，杨小翼起来小便了路过妈妈的房间时，她在门缝偷看到妈妈手里拿着一些信件在读。妈妈的手在颤抖，一会儿，她点着了火柴，颤抖地凑近左手的信件。当火柴快要点着信件时，她犹豫了。火柴烧尽了，烧痛了她的手。后来，妈妈把信折叠好，郑重其事地放进了那藤匣子里，并把匣子锁好。

　　她裹紧被子，假装睡着。一串串的疑问令杨小翼感到不安。

　　第二天，杨小翼差点迟到。刘世军着急地在校门口等她，见到她就问，眼皮怎么肿了？你哭过了？……他的关心让她很感动，她摇摇头。刘世军说，你一定有事。她想了想，就把昨晚所见告诉了刘世军。

　　刘世军说：“你妈妈去北京这件事，我觉得挺奇怪的。她去干什么呢？”

　　杨小翼吓了一跳。她完全忘了妈妈去北京的事。

　　“你妈妈为什么不留在北京？怎么又回来了呢？”

　　这话杨小翼不爱听。她呛道：“我妈妈不是民主人士，所以她回来了。她去北京可不是为了做官。”

　　刘世军见她不高兴，赶忙赔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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