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57)

五十七

　　民间的摄影

　　新中国的民间摄影源起于1976年4月5日的清明节前，百万北京市民从四面八方抬着自制的花圈、挽联和挽诗，陆续不断地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周恩来总理的逝世，表达对当权的“四人帮”的不满。连续几天，许多民间的摄影爱好者活跃在天安门广场上，用相机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而所有的专业摄影记者都奉命缺位，不许采访拍照。1978年当“四五天安门事件”被平反以后，这些民间的摄影人相互串联在一起出版了摄影集《人民的悼念》。与此同时，他们还成立了“四月影会”，这可能是“文革”以来中国第一个民间的文艺团体。1979年的4月5日，他们的第一回影展《自然·社会·人》在天安门旁边中山公园的花房——兰室开幕了。听说影展盛况空前，兰室天天被挤得水泄不通。现在看来，那次影展是中国摄影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兰室就在我小时候的幼儿园附近，前面有大片的草坪和用太湖石堆砌的假山，我爸曾在那里给我们照过相。

　　受北京“四月影会”的影响，广州一帮摄影发烧友也相互串联，筹备举办《人人影展》。第一次《人人影展》是在1980年春开办的，在广州越秀公园的花房举行。在筹展的时候，大家把作品拿到相光海家相互切磋选片，他家在梅花村，是李新民带我去的。相光海是个高大而不威猛的人，待人很随和，后来当了我们的头儿。在我看来，片子最抢眼的是伍时雄的和邹威康的，有力度，形式感也很强，他们都是省工艺美术公司的，美术的功底很好，是地道的广州仔。陈一年是省展览馆的，他和伍时雄是广州美术学院的工农兵大学生，他们俩都不苟言笑，挺“酷”的样子。

　　后来时间长了才知道，伍时雄当时已经对西方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有所了解，而且和北京“星星画会”的艺术家有所来往，属于心高气傲的主儿。而陈一年则生性害羞，他出生在香港，父亲又长期被派驻香港工作，所以他的审美更趋向香港沙龙的唯美主义。这第一次见面以后，我通过李新民表示，如果伍、陈、邹他们3人参加，我也参加展览。当展览定下来以后，我还去劝赵大军参加，但是他很内向，不肯参加。影展的名字，我记得是伍时雄起的。当时还打算成立个影会，但是相光海说，他已经打听过了，要成立组织还得打报告请有关政府部门批准，于是，此事就作罢了。

　　我记得影展开幕的时候正值春节，公园里游客很多，看展览的人络绎不绝。影展开幕当天，花卉馆里的菊花展也同时展出，我们的照片挂在墙上和展板上，在墙边和中间的条案上摆着一盆盆的各色菊花争奇斗艳。越秀公园还允许我们印一些影展的门票给朋友，他们就可免费入园。没有票的观众则要买入园的门票，每票一角。参展的作者有：相光海、伍时雄、陈一年、邹伟康、李少文、孟卫国、李新民、张开炎、何异能，还有我，一共10人，不到100张作品。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影展叫《万卉影展》，也是民间举办的。他们的场地在文化公园，据说在开展前他们的成员杜友农的一张作品在有关管理部门审查时被质疑，引起很多争吵，所以耽误了一天才开展。相比《万卉影展》，我们《人人影展》的成员年纪大一点，无论技术和思想都要成熟老到一些。开展之后省的摄影家协会有关领导和前辈也都来参观，并在私下给予鼓励。我们大部分的作品是以风花雪月，生活情趣为主，和当时的主流影展有很大的区别，主流影展还有以政治挂帅的照片为主，风花雪月在“文革”中是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情趣，当时“文革”虽然结束了，但这些题材的作品还是比较“敏感”。所以，我们的影展引起很多市民的关注。

　　1981年春和1983年4月，我们又在广州越秀公园花卉馆举办了两届影展，每届展期约20天。一届比一届人多，作品也越来越精。影展成员最多时有16人，后来参加的有徐沛、苗晓康（深圳）、刘学文（深圳）、黄志平（香港）等。有感于当时官办影展的作品单调和呆板，我们在挑选作品时，尽量在保证一定技术水平的基础上，让大家的题材互有不同，风格上也拉开距离。每一届共有100多幅作品，平均每人10幅，租场费由大家分担，每人大约10多元钱，相当于个人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左右。

　　伍时雄的作品很独特，以光、色、线条的构成表现出一定的哲理意味，他有一张自拍的人体的作品，大概是中国开放以后第一张公开展出的人体作品。

　　我的作品有《光着屁股看世界》、《新观察》和《街头思想者》及一些风光作品。

　　苗晓康的一组阳光下的小草，拍得很感人。

　　徐沛的静物作品已很见功力。

　　陈一年拍的老人和新潮少女在当时也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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