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56)

五十六

　　⒑ 蹲在“南风窗”见证80年代

　　我的大学

　　梅县地区地处广东、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区，下辖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大埔和丰顺等县。这里是全国著名的侨乡，老百姓讲的是客家话。从广州到梅县有400多公里。乘公共汽车，要在早晨天不亮就出发，天黑了才能到。一路上尘土飞扬，由于天热，车窗又不能关，所以，人到了梅县，已经是灰头土脸的了，连头发、眉毛都变成黄色的了。

　　在梅县，把我从汽车站接到地区政府招待所住下的是詹谋俊。他是我们分社驻梅县记者站的记者。他身材壮硕，由于五官相近，所以总是笑眯眯的。他告诉我，他是印度尼西亚的归侨，60年代初，他刚回国的时候，由于会踢足球，被选入广东青年足球队当专业的足球运动员。“文革”前，他考上了暨南大学新闻系，后来与夫人（也是他的同学）一起被分配回到老家来工作。“文革”后，来到中新社广东分社梅县记者站，他才真正作了本行。

　　我至今庆幸自己在刚入行的时候就能跟上詹谋俊这位科班出身的兄长。他每个月可以发20来篇稿子，对当地的人文地理了如指掌，几乎走到那里，他都能讲出许多当地的历史典故。他和当地的同行，以及方方面面的干部都很熟悉，当地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能知道。我天天跟着他一起骑着单车走村串巷去采访，也经常一起乘公共汽车去其他的县和乡镇去采访。采访归来，我就在招待所的房间里冲胶卷，然后将可以发稿的底片剪出来，装袋、写说明以后寄回广州。

　　我住的是政府招待所，每间房有四张床，常有出差的客人住进来。那时电视机还没有普及，晚上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应酬，只能看看书、聊聊天儿。那年头对陌生人可不像现在这么戒备，一聊起来就把经历的往事都说出来，尤其是“文革”中的见闻和经历，天南海北各不相同。聊得投机的时候，我也常向人家请教他专业方面的事。有一次，来了一位省里的工程师，他是来梅县指导乡村建设规划的专家。他告诉我，中国的四大民居建筑包括：北京的四合院、陕北的窑洞、广西的干栏屋，还有就是梅县客家人的围龙屋。他还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客家围龙屋和潮州民居的建筑特色以及乡村建设规划的事情。

　　还有一次，两位省舞蹈家协会的专家来梅县地区采风，为“中国舞蹈集成”的广东卷收集素材。年纪大的叫马游，是广东舞蹈学校的副校长，年近花甲，仍仪表堂堂，说话温文儒雅；年纪比我大一点的叫杨子达，是省舞协的干部。他们告诉我，这个工作是一个全国性的大项目，是为了抢救、整理正在消失的民间文化遗产。除了有“舞蹈集成”以外，还有“音乐集成”和“戏剧集成”等等。马老师给我讲了丰顺县埔寨镇的元宵舞火龙，还有潮州地区的英歌舞。他认为英歌舞是中国汉民族唯一的男性舞蹈……在交谈中，他还谈到了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以后的蹉跎人生。后来，马老师与我结成了忘年之交。

　　那时候，梅县地区搞的任何活动都少不了香港嘉应同乡会的港澳同胞的身影。他们既出钱又出力，尤其是会长刘锦庆和副会长曾宪梓，我曾采访过他们很多次捐资办学和架桥修路的仪式。他们还把香港的愉园青年足球队请来梅县打友谊比赛，更是热闹得万人空巷。在近代史上，华侨和港澳同胞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出钱出力，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他们又带来了“第一桶金”。在采访中，我从他们身上，了解到许多市场经济下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

　　当清末民初的爱国诗人黄遵宪的故居“人境庐”修复以后，梅县组织了一次大型的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连北京大学教授王力等著名学者也来了。我在采访期间，把所有学者论文都读了。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力先生对黄遵宪在“诗界革命”中的作用以及把客家山歌的语言入诗，给予了高度评价。

　　1980年以后，国内的图书出版越来越丰富。从伤痕文学、报告文学、朦胧诗到《读书》杂志和《走向未来》丛书，我都如饥似渴地追着看。在梅县的日子里，不用坐班，没有办公室政治，也不用参加“文革”遗风的形式主义的政治学习，我可以在采访之余安安静静地读书。

　　贫困山区的自由市场是最早开放的，我拍了不少农民赶集的热闹场景。生活好起来的农村，在春节之后，又可以见到“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后背着一个胖娃娃”的情景了。但是，我在《读书》杂志上看到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说这“回娘家”的场景虽然是农村生活比以前改善了的证明，但它也说明，那里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

　　1986年9月，我们一群广州的记者应邀到粤北韶关的南华寺采访。当地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中年汉子叫李志真。他忙里忙外地安排我们的食宿，还头头是道地向我们介绍六祖禅宗悟道的故事和南华寺的历史。到了傍晚，他还开车去城里为寺庙采购柴米油盐等日用品，而第二天一早，他又为年轻的僧人们讲授佛教的课程。我见他一身世俗的装束，却在寺里面主事，心生疑惑。于是我乘他闲下来的时候，与之攀谈起来。老李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把自己的身世讲了出来。他自幼出家在南华寺当小和尚，由于聪颖好学很得老方丈的赏识。在60年代初，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的时候，他也主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后来还成了全国有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被选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还给我找出了当年的照片剪报，那时候他还是身穿袈裟手抱着毛主席著作的漂亮小和尚。后来，“文革”开始以后，造反派来南华寺“破四旧”的时候，他还俗了……讲这些往事的时候，他面带忏悔。我问他：“你将来还会重新剃度吗？”他告诉我：他现在已经有了老婆孩子，要照顾家庭，但佛教讲“我佛在我心中”。禅宗六祖就是在日常的劈柴、碓米的劳作中修行悟道的……他送给我一本《六祖坛经》。我回到广州以后，老李还给我寄来一本《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的书。

　　在广州，我采访了刚被平反的广州美术学院的老师李正天。他曾在1974年与几个朋友合作写了《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贴在北京路的闹市，引起了很大的风波。他曾被迫参加了100多场对他进行批判的群众大会。他在批判大会上的雄辩滔滔，在广州的市民和工厂的工友们中间成为街谈巷议的佳话。后来，他被关进了监狱，又被送到粤北矿山劳改……

　　通过他的介绍，我经常到广州美术学院去听讲座。那时候，李老师正在研究艺术心理学和本体论。在他所在的105课室，我认识了杨尧、沈军、司徒绵等教师；在他的家里，我认识了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的张海儿和杨小彦。李正天老师在1986年在广东画院的那次人体画展，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人体画展了。在那次画展上，我认识了后来成为广东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王度、林一林、陈劭雄和张波等人。

　　我还采访了画家王肇民、林墉和漫画家廖冰兄，都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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