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58)

五十八

　　以现在的眼光看，我总体的感受是：一，我们的作品大部分是小品式的，但与当时“高、大、全”式的四平八稳的“主流”视角形成鲜明的对比；二，大家都在努力突出个性，与“主流”时兴的赶潮流相比，旨趣大不相同。

　　有一年，广东省影协主席梁祖德还带领正在开会的全体理事来参观；老前辈陆青山重病之后第一次出门就是来参观我们的影展，表示对我们的探索的支持。但是，我们影展的消息在当时是登不上任何报纸的。美术学院的师生也有不少来参观的。十多年后的1996年，有一次当时广州最大的广告公司的老总请来一批媒体的朋友，老总当着大家面问我认识不认识他，他留着漂亮的络腮胡子，胖胖的魁梧身材，我说认不出来。他告诉我说：“当年你们在越秀公园搞《人人影展》的时候，我是美术学院的学生，我们去给你们帮忙搬框子、挂照片……”

　　1983年的《人人影展》开幕的时候，北京《四月影会》的李晓斌也来参观了影展并向大家介绍了一些北京《四月影会》的情况。

　　1980年，我们总社召集各地摄影记者在北京开会培训。在北京的同事中，有北京四月影会的几个主要作者：王苗、罗小韵、黄云生等。他们也是吴老江社长给招进来的。有一天下午，我们在东城新鲜胡同罗小韵的家里聚餐之后，罗小韵还曾带我到东四三条35号王志平住的那个当时有名的小屋。他那天没在家，但门是不锁的，小韵就从他的床底下把四月影会的《自然·社会·人》影展的照片翻出来给我看。小韵是个说话很冲，但心地善良的女孩儿。

　　王苗则文雅大方，曾在山西插过队。1982年我曾到王苗家里做客，她给我看了许多画册，其中就有法国摄影大师马克·吕布（MarcRiboud）拍的关于中国的画册，还有美联社记者刘香成拍的《毛以后的中国》画册，感到非常震撼。除了他们的技艺的高超、眼光的敏锐外，更重要的是：我曾亲历、目睹的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生活，在中国的媒体上根本见不到，但被马克·吕布拍到了，而且那么入木三分。那时，我和同代的一些中国摄影师曾暗下决心，今后中国人的生活不能只靠老外去记录。那时候我们已痛感：中国的主流媒体的新闻摄影、纪实摄影其实已退化为公关摄影了。我们对中国的所谓摄影大师都很怀疑。

　　在王苗家我还认识了王志平和李晓斌。

　　王志平跟我同年，是“文革”前的1965年考进解放军艺术学院学美术的。他身材瘦弱，脸色憔悴，戴一副大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总是与人为善的样子。他一个人住在小屋里，据说他的小屋经常高朋满座，尤其是在筹划为纪念“四五运动”的影展《人民的悼念》画册，还有筹办《自然·社会·人》影展时候，尤为热闹。他的房间里挂了很多艺术挂盘和少数民族的挂毯等手工艺品，很有艺术气息；他房间的窗子永远不开，他家的门是永远不锁的。他在第一届《自然·社会·人》影展的前言里写道：“新闻图片不能代替摄影艺术。内容不等于形式。摄影作为一种艺术有它本身的语言，是时候了，正像应该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一样，也应该用艺术语言来研究艺术。”“摄影艺术的美存在于自然的韵律之中、存在于社会的真实之中、存在于人的情趣之中，而往往并不存在于‘重大题材’或‘长官意识’里。”这些话在当时真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大约在1983年冬天，一个刮着西北风的晚上，我正在北京探亲，住在我父母家，王苗和王志平骑着自行车，带着幻灯机和他们新拍的《西部中国》的幻灯片，从北京城东北角的和平里来到西北角的木樨地，在我家放了一场幻灯。也就在那一年夏天，我爸和安弟到新加坡探亲给我带回了一部幻灯机。从那以后的20年里，我也经常背着幻灯机到处给朋友们放幻灯。

　　李晓斌长得虎背熊腰，他为人热情。那时在《新观察》杂志当摄影记者。他也曾把我请到他家里，给我放他的幻灯作品，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关于摄影和朋友的事情。有一次他去海南采访路过广州，正好来参加我们第三届《人人影展》的开幕，还在我家住了几天。白天我带他在广州街头采访、拍照，晚上我们常聊到深夜，把我老婆都吵醒了……后来我才知道，《四月影会》的朋友那时不仅对我们广东《人人影展》的成员这么热情，在全国很多地方，他们都交了很棒的朋友。后来我在全国各地采访的时候也曾经得到过这些朋友热情无私的帮助。当然，他们来广州采访或组稿的时候，我和广州的弟兄们也当仁不让地全力协助。

　　我记得，1980年我从北京回到广州后，还放大了两张自己的作品寄到北京参加第三届《自然·社会·人》影展，也不知北京的朋友们给我挂上去没有。我还通过李新民联系了广州文化公园负责搞展览的廖衍猷同志。老廖听说我们要把《自然·社会·人》影展搬到广州展出，非常热情。于是我们把王苗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不久王苗把《自然·社会·人》影展的第一二届作品托运给他。影展在文化公园展出的时候，在广州也引起了轰动。文化公园不仅不收场租，还给四月影会寄去了一部分门票收入。

　　有一年，刚卸任不久的英国前首相希思要带乐团来北京表演，由他亲自担任乐团的指挥。希思先生在北京的行程并非官方活动，所以他的此行安排是由在北京的英国朋友皮特负责，皮特是我弟弟彭安弟的好朋友，他那时正跟安弟学拳。安弟告诉我，皮特想在中国找一个摄影师，问我能不能去。我因为怕在单位不好请假，就建议他找李晓斌。后来，李晓斌担任了希思先生此行的私人摄影师，拍得很棒，发了不少很精彩的稿子。

　　《人人影展》的成员在与广州美术界、舞蹈界的朋友于1983年在广州博物馆举办系列讲座时，我们的朋友北京《星星画展》的马德升也作了演讲，讲的是什么内容我已忘了，但他那激情洋溢的劲头儿，我仍然记忆犹新。马德升是个精干刚毅的小伙子，他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有种舍我其谁的英气，他的右腿残疾，拄着一副双拐，更显得他腰背坚挺，肩膀宽阔。他的短袖上衣是他自己设计并缝制的，领口的曲线突显出他粗壮的脖子，袖口是平着往外延伸的，突显他那发达的二头肌。他走起路来，常人都跟不上：双拐往前一撑，身体像荡秋千似的，前后好像身体都荡得与地面平行了……

　　《四月影会》和《人人影展》这种民间的、业余的心态，现在想来对我此后的摄影影响还真是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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