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55)

五十五

　　1979年我有女儿了

　　我们分社的办公室在海珠广场旁的省侨办的二楼，是在大堂里隔成的一大一小两个办公室。小的是社长和副社长的办公室，大的办公室很密实地摆了二十多个办公台，此外在楼道口的旁边还隔了一个约十多平方米的暗房。分社里大部分是五六十岁的老编辑，他们都是解放前或是解放初参加工作的老知识分子，都是一脸沧桑，其中有四五个曾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过。他们为人谨慎、客气、周到；在工作上刻苦、认真；对稿件中的每个词、每句话都要认真核对。还有两位比我大9岁和7岁的中年记者钟征祥和方远生，他们在“文革”前就当过记者了，业务熟练，各有专长，整天在外面跑，见多识广，嗓门儿也最大。剩下的就是我和几个比我小5到7岁的新手。我们摄影部发稿，要在当天冲出胶卷后印出小样，交领导审批后，再放大成6寸照片，寄到香港，由香港分社分发到香港各大报馆，并寄往世界各地的中文报刊。因此，每张发稿的底片，要放大8到10张照片，加上，每组稿件要发多个画面供报馆选择，所以，一组稿子要放大几十张，甚至上百张照片。在办公室里，裁纸刀“哐当，哐当”的声音不绝于耳。

　　分管图片报道的副社长简捷，身材高大，温文尔雅，是解放前香港“左派”报纸的名记者。他告诉我，1958年反右斗争的时候，他们单位的右派名额凑不够，于是他自告奋勇地当了右派，哪知道右派还要被送去劳改。我们摄影组组长黄永照，是解放初从照相馆的学徒工转行进入中新社当记者的。他业务熟练，摄影技术精湛。刚开始时，我们摄影组只有四台刚从珠江电影制片厂取回的德国产的老禄来福莱相机，是“文革”初中新社解散时寄存在那里的。镜头已经发霉了，我干脆用我自己家的相机。我第一次采访一位名人之前，我去请教一位老前辈，他告诉我：“你是记者了，脸皮要厚一点。”那次采访的是谁，拍的什么照片，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我当时紧张得满头是汗的样子我还记得。不久，已经调回北京中新社总社电影部的吴岳叔叔，带着整班人马来广州拍一个纪录片，片名叫《花城》。他把我借去当他的摄影助理。

　　《花城》摄制组一共有六七个人，编剧、导演叫王群青，是老侨委的老右派。他“文革”前曾执导了《长城内外》和《齐鲁英豪》两部记录片，一部是介绍祖国大好河山的；一部是介绍山东的武术和杂技的。两部片子都非常精彩，我曾在侨委大院看过。这两部片子的摄影都是吴岳，据说当年在海外发行，大受欢迎。老王还告诉我：他被打成右派以后，就在中新社的一个小房间里编香港的《良友》和《幸福》两种画报的稿子，图片就由薛子江等摄影师去拍摄。老王曾经得过直肠癌，动过手术，肚子上要带着导流的瓶子。我们摄制组的副摄影是钱涛，他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子弟，和我差不多大。他父亲是当时鼎鼎大名的电影摄影师钱江。钱涛在一路上给我讲了许多他们电影摄影行内的典故、窍门和规矩。他告诉我，他们电影摄影最讲究按胶片的噶玛曲线的趾部曝光的技术，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花城》摄制组的几个月里我对专业摄影的业务有了自信心，到底电影摄影的技术比新闻摄影的技术要复杂得多。临别时，吴叔叔问我想不想去总社电影部，我婉言谢绝了。因为，电影牵扯的人太多，行动不方便，我还是愿意作个走南闯北的独行侠。吴叔叔还嘱咐我说：“你还是叫‘安哥’好听，既简单又响亮，你以后发稿时就把‘安哥’当作你的笔名吧。”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中新社发稿，除了通稿以外，其他专稿都是用笔名的。

　　回到分社上班的时候，我才知道，分社已经从香港进口了几套尼康相机，大家都已经分光了，每人三个镜头两个机身。我只能“拣剩儿”领了一套理光的手动单反相机。那时候，万次闪光灯还很稀罕。国产的又很容易坏，我托南洋的亲戚帮我带回来一个美斯牌的万次闪光灯。

　　摄影部要分头下侨乡采访了，我被分到最远的梅县山区当驻站记者。领导对我说：“你是党员，要带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虽然那时候我爱人正怀着身孕，但我二话没说就去了。其实我知道，我岂止是党员，我还多了个头衔叫“高干子弟”，在“文革”中，老百姓对高干子弟一般都比较反感。其实，我爸对我们也比较严格，我弟弟想托亲戚的关照去美国留学，我爸都严格按照中央当时的规定，没让他去。安弟后来考上了广州的暨南大学工业经济系。

　　在此后的两年中，我先后在梅县住了8个月。因为路远，交通又不方便，我每次去梅县都要住两到三个月才能回家。我那时相信“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才能见到最真实的生活，我还相信，到我们这一代，“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美事是不会再有了，做啥也得靠真本事。

　　那一年，1979年12月10日，我的女儿出生了，6斤，很壮实，大眼睛像小萍，脸盘儿像我，很漂亮的。可是郭晓鸣来看了却撇着嘴说：“唉！怎么这么难看，她身上长了这么多毛。”真是各花入各眼，我原来见到别人的小孩也没觉得怎么样，可是自己的孩子感觉就是不同。郭晓鸣他不懂，我女儿身上的那叫胎毛，将来会褪去的。我和小萍还有安弟想了一个晚上，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彭莱影。一是写起来好看，二是和摄影有关，三是莱草不娇气。我的女儿越长越漂亮，邻居们都说：“他们这一代，将是最幸福的一代。”我说：“未必，一代有一代的难处。”

　　我在梅县想家想孩子的时候，就写信给小萍，像当年在西双版纳常给我妈写信一样。我在梅县采访的时候，经常顶着大太阳骑单车去乡下。有一次浑身出了很多汗，到了村子里，当地人给我端上了泡得很浓的茶，我喝了以后就头晕恶心。当地人告诉我：这是醉茶了。由于有那次醉茶的经历，我至今没有学会喝茶的习惯。广东的天气比西双版纳还要闷热。有一天，我正举相机拍照的时候，闻到一股莱影的味儿，我用鼻子闻来闻去，始终找不到气味的来源。我以为是想家而出现的幻觉。可是如是多次，过了几天我终于找到了：是我的手表表带被汗水沤出的气味，和莱影脖子上的味儿是一样的。

　　说到莱影我还忘了说一个人，她叫马美锦，我们叫她阿锦，大约30岁，中等个儿，长得很瘦，脸色有点憔悴，话不多，说的是台山话。在她来我家之前，我们通过朋友介绍已经先后请过三个保姆，都不合适。就在莱影出生的两天前，阿锦通过小萍的同事介绍，来到我家。她来到我家的第二天晚上，半夜三更小萍的肚子疼，阿锦说可能是要生了，要赶快去医院。虽然离预产期还有好几天她还是坚持送小萍去了医院。当时我还在蒙头大睡，什么也不知道。等到7点来钟，阿锦把我叫醒，让我吃了早餐就把一包小萍急需的东西送到医院去。9点多钟，小萍就生了，是顺产。

　　小萍和女儿回到家里，阿锦就忙起来了。好在每天中午，小萍的嫂子都从单位赶来我家帮忙，并给我女儿洗澡。

　　自从阿锦来我们家以后，她简直就是我们家的家长了。每天，她都背着莱影去菜市场，跟菜贩子讨价还价，帮我们省钱。回来的时候，她的背上常常被莱影给尿湿了。她还教莱影唱儿歌，莱影唱的儿歌都带台山口音。我们每天吃什么补，吃什么清凉去火，大部分都是她拿主意。有一次我肚子疼，她就到鲜草药店买了几分钱的鲜草药给我煮了喝，我的肚子很快就不疼了。阿锦在我们家做了四年。

　　那时候她的弟弟在广州上学，她是为照顾弟弟才从乡下来到广州的。有一次，阿锦告诉我，她弟弟想学照相，我说：那没问题。她弟弟叫马亮照，挺俊朗、挺斯文的小伙子。我教他照相，并教他用我的暗房放大照片。马亮照后来毕业分配到佛山市，阿锦也去了佛山打工。她现在仍然常来广州看我们，莱影也和她特亲。我始终觉得，阿锦的到来，是上天对我们家的眷顾。

　　阿锦特别要强，当年我给她加两块钱工资，加到20块，她死活不肯要，把那两块钱放在菜金里了。说来惭愧，我和小萍那时候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就是80来块钱，我爸每个月还得从北京给我们寄20块。我记得，他好像一直寄到1985年他退休以后。那时我的工资已长到了60多块钱了。我可能是新中国第一批“啃老族”。

　　莱影长得健康活泼，大大的眼睛，人见人爱，她一学会走路，就常到邻居家串门儿。有一次，我从梅县出差回来，风尘仆仆地背着行李走进家门，只见邻居们正在逗莱影玩儿。邻居李桂芝指着我对莱影说：“叫叔叔好！”莱影乖乖地大声叫：“叔——叔——好！”满屋子的大人小朋友都笑了，我也苦笑着把肩背上的行李和相机卸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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