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54)

五十四

　　走后门当上了摄影记者

　　1978年，按中央的说法是“拨乱反正”的一年；按政府的说法是“百废待兴”的一年；而民间的感觉是躁动的一年。全国上千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加上他们的家长，得有上亿人；再加上“文革”中因种种冤假错案被“清理”回乡的家庭；还有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和边远的“三线”厂矿的国家干部及大学毕业生，还得有数千万人，他们都在要求“落实政策”。其实他们共同的基本要求就是家庭团聚、亲人团聚。而几亿农民的要求可能更简单，不过就是允许他们私人多养两头猪、多养两只鸡，还有开放自由市场让他们能用自己种的菜、自己养的鸡去换回点食盐和日用品。我爸说：他在粤东农村参加工作队搞“基本路线教育”的时候，曾邀请当地老农开座谈会。老农们也不怕领导“上纲上线”了，发牢骚说：“我们都不会种地了，只有革委会主任会种地。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插秧，他用大喇叭叫就行了。”

　　中央的人性化的政策还要等到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大局定下来之后才能逐步出台，例如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知识青年回城的政策等等。但是，由于社会政治的松动，人们都已经开始找回早已失去联系的老领导、老同事、老同学、老战友甚至是老邻居，相互关照，相互安慰，互通信息，相濡以沫，借用“四人帮”形容老干部的话叫“弹冠相庆，蠢蠢欲动”。那时候，再“愚忠”的人也能看出来：中国不可能再那样下去了。除非是在“文革”造反中获得既得利益或权利的人。

　　那时候，全国的机关、学校、工厂都在恢复工作，恢复生产，到处都在要人，都在招工。正门不通，后门当然大行其道。不过，那时候的后门可不像现在这么鬼鬼祟祟，又是红包，又是送礼的。当年走后门讲的是同病相惜，那可是理直气壮的。

　　自从中侨委将改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恢复建制的消息传出以后，老侨委的干部们就奔走相告，兴奋异常。他们自从江西的“五七干校”解散以后，就被分配到全国各地了。有到广东、福建的，也有分到湖北、湖南、河北、江西的，老同事久未谋面，见面以后，自然格外亲切。中国新闻社是侨务系统属下的国家通讯社，“文革”中被合并到新华社了，如今恢复建制的主持者自然是老社长张帆和吴江等人，他们都是老革命、老报人了。他们也是我爸的老战友、老同事。1958年，我爸被打成“右倾分子”的罪状之一就是保护、包庇中新社的这些老同志的右倾言行。所以，在中新社的重新筹建的过程中我爸曾向他们二位讲了我想进入中新社广东分社当摄影记者的请求。我还去找了吴岳叔叔，他是原中新社电影部的电影摄影师，是泰国归侨，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老侨委”。那时他已经从江西“五七干校”分配到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当电影摄影师了。我爸在广州的时候，曾带我去吴岳叔叔在海珠路的家里做客，并请他帮我点评影艺。我这次去，他带我去正在筹建广东分社的社长张宝锵的家。张社长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报人，是曾参与建国初期中新社建社的老人儿，他已经有60岁了，虽然很瘦，但精神矍铄。张社长和吴岳叔叔是老同事了，他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并听了吴岳叔叔向他推荐我加入中新社广东分社当摄影记者的介绍，还收下我带去的摄影作品。

　　好事多磨，我1979年4月才正式进入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当上了摄影记者。那时，我整整是32岁，我入行虽晚但正逢其时，那年头时兴“自我设计”，我是打算把32岁当23岁来过，把耽误的青春追回来。我想做个有一技之长的人，不作“万金油干部”，也不争“先进”。当然，不爬行政的阶梯肯定会受许多的委屈，甚至有时候还要被迫“奋起抗争”一下，但我赔得起，咱别的长处没有，就是这条命不值钱！我还相信：自古文章憎命达。

　　摄影记者的工作我羡慕已久，但是我的好朋友赵大军给我泼冷水：“安哥，干了专业摄影的人往往就不喜欢照相了。”我说：“我不会的。”

　　我曾经在西双版纳疆锋五队和我们55个同学一起接受过某中央级画报的记者组的采访。当时他们对我们这些俊男靓女的生活和工作并不感兴趣，把我们组织到操场上、茅草屋边，围坐在一起看毛主席著作，摆好姿势给他们拍照。那时候的报刊和画报上所看到的照片都是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刻板图像，它们和我们身边千姿百态的生活、各式各样的人物以及丰富多彩的人生悲喜剧，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中新社虽然也有各种各样教条的束缚，但是比当时国内主流媒体要宽松很多，因为我们是对海外华侨港澳的报刊杂志供稿的，如果稿件宣传味太浓，摆出“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架势，人家就根本不用，那样就等于白干了。建国初期中新社刚成立时候，是由一些海内外的许多著名报人担任理事和编辑记者的。由于我们的任务是为港澳华侨服务，所以它虽然也是中国两大国家通讯社之一，但前辈们已确立了“以民间面目出现”的宗旨；新闻写作中讲究“有赞有弹”。在“文革”前，我们不报道政治运动，主要关注中华文化、大好河山以及名人和侨乡的百姓生活。而且我们中新社的记者编辑每天可看到世界各地四十多份华文报刊，对我开阔眼界以及后来能够得风气之先，也是个很有利的条件。

　　22年后，2001年，经领导鼓励，我办理了“提前退休”的手续。哥哥不是吹牛皮，我22年前的自我设计基本都实现了：我没有当过官，没有评过职称，54岁退休的时候还是个“科级记者”，在我们这一行，只要入行转正以后，就是“科级记者”。其间我当然会遇到许多委屈，但有我在西双版纳7年生活的经历垫底，这些委屈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小菜一碟。在工作中，我已经把“以民间的面目出现”蜕变为了“民间的立场”，我的镜头始终保持着民间的视角。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在此后的摄影和策展中能有一定的成绩，除了得益于专业技术的磨练和文化知识的积累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民间立场”的坚持。

　　哥哥不是吹牛皮！我至今仍然喜欢摄影，还有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总能拍到一些很棒的照片。我总能够在摄影中发觉更多的趣味，所以，干摄影，我不觉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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