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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大院西边是廖家

  大院的西边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那是廖承志伯伯家。院子比篮球场还要大,北边是别墅式的小洋楼。过春节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带我们去廖家拜年,有时候星期天也会带我们去廖家做客。

  廖家经常放电影。何香凝奶奶爱看香港电影,演的都是悲剧式的恋爱故事,说的是公司里的白领丽人如何谈恋爱,如何和家庭闹矛盾、跟老板有纠葛,到最后要跳悬崖。这样的电影我看了心里总是觉得不舒服,动不动就要死,很可怕,那电影音乐也很恐怖。当然也有快乐的,如小家碧玉骑父亲的自行车,突然遭遇车祸了,把车摔坏了……最后弄一堆笑话的喜剧。看电影时何香凝奶奶坐在大大的沙发上,沙发上面披着一领老虎皮,我坐在后面,那老虎头正好对着我。黑暗中,老虎的眼睛瞪着我,仿佛就要向我扑来,很可怕。我们家有一本何香凝奶奶的大画册,她画了许多下山的猛虎,是用工笔画的,那毛发和胡须都一根根地竖立着。她还喜欢画水墨的梅花。那时,我们家墙上还挂着一幅她老人家送给我爸的水墨梅花图。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让我们小孩子回味无穷的是,廖伯伯家有从国外带回来的各式巧克力糖和饼干。

  廖伯伯长得胖胖的,总是笑哈哈的,显得五官小小的。在何奶奶面前,他就像个大娃娃。何奶奶叫他“肥仔”。

  廖承志的夫人经普椿阿姨很和气。廖家孩子比较多,廖晖最大,跟我们年纪相仿的都叫丁丁、豆豆之类的名字。

  因为工作原因,我爸经常向廖伯伯汇报工作。我爸说,有时太忙了,他甚至把廖伯伯堵在马桶边谈工作。

  那时我爸34岁,我妈才29岁。我妈原在铁道部工作,后来为了照顾家庭,我妈也调进我爸的单位。妈妈的字写得好,她经常做会议记录。

  我“文革”以后才知道:那时,我爸曾当过办公厅主任和一司司长,我妈当过人事科长和侨汇科长。“文革”以后,我爸重新在廖承志主任领导下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他经常出差到各侨乡省份去拨乱反正落实各项侨务政策,这些政策正是50年代,他参与调研、起草的那些政策,比如侨房政策、侨汇政策等。

  11岁的我成了一家之主

  1957年的暑假,侨委大院到处贴满了大字报。连花园、操场上也挂满了大字报,就像迷宫一样,我们小孩儿就在大字报之间玩捉迷藏。有一天,一群情绪激动的大人喊着口号,冲进我们海棠院,冲进我家隔壁的阿姨李凯惕家。他们连推带搡地把李阿姨揪走了。我们小孩都很害怕,我躲进家里,隔着窗帘的缝隙往外看。我看到李阿姨愤怒挣扎着的样子。

  李阿姨是个画家,她曾送给我两本她画的小人书(即连环画),在封面的作者栏上印着她的名字。我问妈妈:“李阿姨怎么了?”妈妈告诉我:“她说了错话,被人家当成了右派。”我问:“右派是什么?是反动派吗?”我妈说:“你们小孩子不懂。”

  1958年,我四年级放暑假之前,妈妈告诉我下学期要给我转学校。我一听心里特高兴,因为自从育才小学转来外校的学生,风气好像突然变了。外校来的学生总是很强悍的样子,打架特别厉害。这时我同桌也转来一个女孩,她说的是天津话,碰到不懂的字她会操着天津腔问我:“这是吗字?”他们都能讲一些外界很好玩的见闻。所以,我也很想换个环境了。

  小时候我总是受欺负的角色,在家里,如果我妈对我好,安弟为了争宠也会来打我。经过学校的熏陶,我渐渐也变得蛮横起来。暑假里的一天晚上,我跟安弟吵架,气急时我一挥手就打了他。我妈见了很生气,就重重地说我,好像还打了我,我一赌气就跑了,也学人家离家出走了。

  其实这时我也不敢走远,也就在大院里到处逛。我无所事事地乱逛到很晚,忽然院子里传来妈妈的声音,她到处叫我“安哥——安哥”。任她怎么叫,我就是不出声。我妈找不到我,就走出了大院,大概是去我姥爷和舅舅家找我。天很晚的时候,我躺在一个石凳上看星星。我又听到妈妈一路叫着我的名字走回来,这时,我故意坐在路边,就让我妈给带回家去了。

  两个弟弟已经睡了,我正倔强地站在饭桌前准备挨打,没想这时候我妈却趴在饭桌上抱头痛哭起来。我正不知如何是好,我爸也跟着抱着我妈的头,发出凄厉的哭声。他们哭得特厉害,简直就是号啕大哭。

  这下可把我吓坏了,我忙哭着说“我错了,我错了”。哭了一会儿,后来是我爸先站起来,他擦干眼泪,反而对我说:“这事和你没关系,你先睡吧。”然后,他就去安慰我妈了。我也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躺在床上,脑海里仍浮现着我爸因工作劳累,以致头发全脱落的光头,颤抖着哭泣……我怎样也想不通,平时不苟言笑的爸爸怎么也会哭得这么伤心。

  可能是累了,我很快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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