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11)

十一

　　晚上睡不着觉，我爸就哄我跟我弟弟，给我们讲故事。讲小蚂蚁爬上三轮车浪迹天涯的故事。爸爸还爱给我们画画，他最爱画小咯咯（小鸡）。有一次，我爸到幼儿园接我的时候，托儿所的阿姨就对他说：“哇，你是画家？给我们画幅画吧。”原来，阿姨问我爸爸是干什么的，我就说爸爸是画画的，那时我也不知道爸爸是干什么的。

　　有一个星期天，我爸和我妈带我和侨委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去游颐和园。他们大人又是划船，又是游泳；休息的时候，他们坐在昆明湖边喝着茶，嗑着瓜子，谈笑风生的。只有我一个小孩，百无聊赖地把下巴搁在桌子上吃着零食。有一个阿姨见我的样子怪怪的，可能很有趣，于是笑着叫大家看我。当大家都看着我笑的时候，我“哇”的一声哭了。

　　爸爸喜欢给我们拍照。让我们摆出各种姿势，有骑小三轮车的、挎玩具步枪的和戴空军军帽的，他在按快门之前总是叫我们：“乐一个！”我们家有些相片还是照相馆师傅手工上色的，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青梅竹马海棠院

　　1952年，我们家搬到了王大人胡同1号的海棠院。

　　北新桥王大人胡同1号，也称“侨委大院”，是侨委会的办公所在地。侨委的大部分干部的宿舍也在这里。大门坐北朝南，进门左边是一座四层的办公楼，右边是一座大礼堂。办公楼的背后是一个大花园，前边是各种花圃，旁边种着夹竹桃，还有丁香花树。花园里有羽毛球场，它的北边是种花的玻璃暖房，路边是针松的树墙。花房后面是一片小柏树林，再往北是篮球场和单双杠、沙坑等运动设施，篮球场北边是一栋四层的宿舍楼。

　　解放初，侨委的干部大部分是来自马来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泰国、缅甸和越南等地的归国华侨。当年，他们都很年轻，每天下班以后，篮球场和羽毛球场上都是热火朝天的。在篮球场上，有一个叔叔穿着一件黑色的背心，前胸和背后都印着一只跃起的白猫。他告诉我，他原先是泰国黑猫俱乐部的主力队员。羽毛球场上，有全国冠军侯家昌的两个哥哥“大侯”和“二侯”，他们的水平都是国家级的。每天傍晚，球场上可热闹了。到了冬天，花园的花都谢了，于是机关干部们就泼上水，冻成冰，成了溜冰场。大院的大人小孩都爱滑冰。每逢假日，大礼堂都举行舞会，舞会上的灯光很暗。我爸说，侨委的晚会上，我妈的独唱已经是“保留节目”了。我妈会唱延安时期的所有歌曲，还有许多苏联的歌。我至今一听到那些老歌儿仍觉得特别亲切。

　　侨委大院的东边是从南到北一连三个四合院。最南面的叫做“假山院”，因为院子前面有假山、太湖石和竹林。假山院的北边是海棠院，从门楼走进去，是小卵石砌成花纹的甬道，甬道把院子分成四块，每一块都种着一棵海棠树，树下有浅浅的小草，其中有三棵海棠树可能已经有百年树龄了，树冠把这占地约有一亩的院子的大部分都遮住了。春天开花时，整个院里都是花香，树上挂满一簇簇的粉红色、粉白色的花团。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爬上树干玩，常把那些花瓣震下来，像下雪一样。甬道旁还有一排碗口粗的白杨树，风一吹，树叶哗啦哗啦响。每年暑假的时候，睡午觉醒来，我们家的老保姆——我们叫她奶奶，她是老北京人——就端来海棠果煮的糖水给我们喝。

　　海棠院住了10户人家。我家住三间大北房，门口有高台阶和石狮子。左右两排厢房住了大概有六七家。院子里比我大的孩子只有吴济生叔叔家的老大吴超明，他很爱玩也很会玩。他喜欢养鸽子，经常带着我们爬上房顶放鸽子，拿一个旗杆，扯上红布招鸽子。我记得有一次他还买到一对棕色的跟斗鸽，是很名贵的品种，它们会在空中翻跟斗。他还买来各种各样的鸽子哨戴在鸽子的尾巴上，鸽群飞起来，整个侨委大院的上空都萦绕着鸽哨声。他还带我们捉蛐蛐、斗蛐蛐。

　　这三个四合院里有三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孩子，一个叫吴君慈，一个叫李可克，还有一个叫朱海燕。我们经常一起玩跳房子、丢沙包、揣拐。男孩女孩两小无猜，每年的寒假和暑假，我们都玩在一起。后来上小学三年级，有一次去跟吴君慈借冰鞋滑冰，她见了我居然脸红害羞了，在学校里男女的界限还是很分明的。从此，我们长大了。

　　侨委大院的东北角的院子叫“烟筒院”，院里有一个供暖气的锅炉房，院中央矗立着一根大烟囱，旁边是一个煤渣堆。有一次，我跟一个男孩子从后院爬上煤渣堆，上了围墙，看见外面有一群男孩。他们见了我们就用石子扔我们，我们也捡起煤渣就往外扔，我的煤渣扔歪了，打到了蹲在旁边玩的一个小男孩的头上，他的头被打破了，大声哭起来了。我很害怕，就跑回家了。对方家长找侨委大院交涉，门房的叔叔带他们到院子里问是谁干的，我跑出来承认了。我爸爸、妈妈就出去赔礼道歉，还带那个孩子去了医院。我家“奶奶”的家就住在“烟筒院”的围墙外的北小街里，她告诉我：被我打破头的小孩是个很乖的孩子。

　　我爸妈都配有手枪，我爸的手枪是个小左轮，我妈的是一把很漂亮的小手枪。我经常看见爸爸从抽屉里取出手枪来擦拭。有时趁他们不在，我就偷偷找来锁匙，悄悄地玩一会儿又放回去。

　　那时侨委大院里还有一帮大孩子，他们正上高中，准备考大学。大哥哥们经常踢足球，我给他们守大门。后来郑丹、郑小鹰两兄妹考上了音乐学院，现在是有名的音乐家；叶小宝考上戏剧学院；还有一个大哥哥赵守凯考上了电影学院；我同学吴剑平的哥哥叫吴充实，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从事原子弹的研制，成为核化工领域的专家。

　　吴超明和邱苏达到部队当兵了。60年代，部队搞大比武的时候，他们都是所在部队的尖子。吴超明告诉我，他的枪法特准，他所在的“杨村兵”部队是人民解放军的招牌，专门为首长检阅和给外宾表演而进行演习训练的。邱苏达参加的是驻内蒙的部队，他是拼刺刀的尖子。他们常常给我讲在部队的事，讲他们的训练。拼刺刀比赛时在木枪前扎一个装滑石粉的小布袋，双方都光着膀子对刺。刺到了对方就会在对方身上流下一个白色的印儿，为着本方部队的荣誉，那是毫不留情的。我特别羡慕他们，长大了我也要当兵。哪知道我后来只当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土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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