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在纸里的火(42)

四二

　　那一天，《都市早报》在头版刊发了一则《招聘启事》：“因采编业务需要，本报面向社会招聘20名记者、10名编辑和10名编务人员。如果你对新闻事业抱有浓厚的兴趣，希望成为一个记者或编辑，并且梦想着在这个行业寻找到职业的光荣，无论你的性别是男是女，也无论你的户籍所在地在哪里，只要你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并且年龄在35岁以下，请你和我们站在一起，共同记录这个城市和这个时代的变迁。”

　　第二天，在周自恒的安排下，本报也在头版刊发了一则《招聘启事》：“因采编业务需要，本报面向社会招聘10名记者、5名编辑。《北方时报》是本市最具影响力的早报，创刊6年来在报业市场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并且正在创造新的奇迹。如果你愿意成为这个奇迹的创造者之一，只要你年龄在35岁以下并接受过基础新闻教育，请你加入这支光荣的团队。”

　　人力资源部的那个朋友刘珍告诉我，人力总监梁媛曾经对这次招聘提出过反对意见。梁媛认为，过多的员工已经使本报不堪重荷，就连技术部的复印机旁边都安排了专门的看管人员。所以，她正在考虑的是如何裁员，而不是继续招聘新的员工。

　　但周自恒坚持己见，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散落在民间的那些办报人才都被《都市早报》抢了去。

　　你应该还记得徐浩、陈敬等人辞职之后，周自恒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就算招一群傻瓜来干，报纸质量也不见得会下降。”但是，刘珍告诉我，这一次，为了说服梁媛，周自恒使用的道理是：“得人才者得天下。”

　　我相信，在报社里，周自恒想做的事情总是能做得到，因为那些用来解释他的行为正确性的道理就像是装在他的上衣口袋里，他想用哪一个，掏出来用就可以了。

　　我并不清楚《都市早报》后来是否如愿招到了那些胸怀新闻理想的人们。我只知道，在本报应聘成功的那15个人（10个记者、5个编辑）来到报社之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连办公桌都无法获得。我经常看到他们陪着笑脸，对那些比自己更早来到这里的编辑记者说：“借你的电脑写稿好不好？”

　　你知道，六年来因为各种裙带关系进入本报工作的人们已经足够多了，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放得下更多的办公桌，除非物业管理人员同意把走廊也改成办公区域。

　　“人才之战”在半个月之后结束了。又过了半个月，改版后的《都市早报》面世。

　　紧接着进行的是“质量之战”。这一轮“战役”中，双方比拼的是“报道质量”。

　　此时，已经很少看报纸也很少过问采编业务的周自恒突然重视起了每天的评报会。他要求每个部门都必须派出代表参加评报会，并且必须发表意见。看起来，周自恒打算重新营造日渐疲软的评报会气氛。在他亲自坐阵主持之下，评报会上频奏凯歌，每次都能开成“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

　　有一次，周自恒在评报会上问文化新闻部主任李赫：“听说今天的《都市早报》有关于一个歌星吸毒的报道，还没来得及看，想先问问你，本报有没有？”

　　李赫说：“我们也有”。

　　周自恒继续问：“那我们的报道更好，还是他们的好？”

　　李赫沉吟了一下，周自恒不耐烦了，他说：“这样吧，你告诉周总，如果满分是5分，我们得几分，他们得几分？”

　　“我们得4分，他们得3分。”李赫说。

　　“我们赢了？说个道理来听听。”周自恒说。

　　“我们的记者在歌星住的地方周围扫荡了一圈，找了许多邻居问话，连开电梯的都没放过，拿回来的信息非常丰富。”李赫说。

　　“好样的。他们呢？”周自恒接着问。

　　“他们只采访到了歌星本人，信息量比我们少。”李赫说。

　　周自恒又转向经济新闻部主任乔欢：“你平常最喜欢看歌星影星的消息了，你觉得怎么样？”

　　乔欢似乎犹豫了一下，但她显然不愿意在评报会上得罪李赫，她说：“我同意李主任的意见，我也觉得我们的报道比他们好。”

　　我知道乔欢犹豫的是什么，我对比过本报和《都市早报》关于那个歌星吸毒的报道，如果让我投票，我会把票投给《都市早报》。就像李赫所说的，本报记者的确过那个歌星的住处周围扫荡过，也的确向电梯工问过“你知道某某吸毒吗”这样的问题，但那个电梯工回答的只是“我不是很清楚”。连电梯工都问了，他们却没有去找——或许是没能找到——歌星本人提问。而《都市早报》单刀直入，他们找到了保释在外的歌星，歌星向他们讲述了他如何沾上毒品的过程，还说他很后悔，希望别人以他为戒勿沾毒品。

　　但周自恒没有再追问下去，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些。他对李赫说：“干得好！不要骄傲，继续努力。”然后，开始了下一个议题。

　　评价过当天所有重大的同题报道之后，周自恒问乔欢：“今天我们一共得了多少分？”

　　“32分。”乔欢说。

　　“《都市早报》呢？”

　　“26分。”

　　“好。保持优势，乘胜追击。”周自恒很高兴。

　　大家也很高兴，于是散会。

　　除了同题报道之外，“独家新闻”也是这一轮“战役”中双方必争的重要资源。对于报社来说，“独家新闻”是一种“炫耀性资源”。它意味着这样一件事：除了这份报纸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报纸可以告诉你这条新闻。

　　为了更多地拥有这种“炫耀性资源”，周自恒亲自制定了一条规定并且很快开始执行。这条规定是：如果本报拥有一条“独家新闻”，就意味着本报在这条新闻的争夺中胜出了，那么撰写这条新闻的记者会因此而获得表彰，他将获得奖金200元；如果对方拥有一条“独家新闻”，就意味着本报在争夺中败下阵来，那么会有一个记者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倒霉，他将被处以罚款200元。

　　我后来听田磊说，《都市早报》此前已经针对“独家新闻”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周自恒不知从哪里打探到了这个“情报”，自然大受启发。

　　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之下，双方记者都开始抱怨“独家新闻”使他们背负的压力过大。但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对策——分属两个报社的一些记者开始私下协商，谁有新闻线索必须相互告知，共同采访后在各自的报纸上发表。

　　这种方法很快就在记者中间推广开了，成为一种新的“潜规则”。后来有一个专门用来形容这种做法的词叫“串稿”。在记者们看来，市场竞争是报社高层的事情，而“串稿”的好处在于：至少不用再担心被罚款。

　　“串稿”曾经导致过这样一个笑话：在某一天出版的《北方时报》和《都市早报》上，各自发表了一篇同样内容的报道。在报道里，出现了两个同样的错误——不仅把本市一名副市长的名字写错了，还把“工商银行”写成了“工商很行”。

　　傻瓜都能看出来，这是“串稿”惹的祸。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周自恒才觉察到了“串稿”现象。他试图用开除一个记者的办法来消灭这股风气，但是，这个办法收到的效果只是记者们在“串稿”时变得更谨慎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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