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在纸里的火(14)

一四

　　据说，对于《北方时报》的创办，《都市早报》的高层人士起初并没有感到紧张。他们认为，在他们的优势压制之下，一份新兴报纸的生命周期不会超过10个月。当《北方时报》破除了这个预言并且表现出了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时，他们正在《都市早报》内部重新排列权力的次序，这样的排序引发了一场内部人事斗争，使他们抽不出多少精力和时间来应对《北方时报》的“挑战”。直到他们发现情势不妙而准备同仇敌忾时，《北方时报》的发展看上去已经势不可挡。

　　在这几年时间里，《北方时报》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周自恒的计划之中。它的发行量从零到10万份，又到20万份、30万份……与此相对应，它的广告收入步步登高，从第一年的1.2亿元到第二年的2亿元，再到第三年的3.5亿元。这时候，原本一无所有的编辑记者们也渐渐收到了回报，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们开始买房购车。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也渐渐由“选题”、“新闻价值”转向了“股票”和“楼市”……

　　到了第四年，也就是在《北方时报》发行量突破45万份、广告收入达到4亿元之后，这个发展势头停滞了。当然，到这个时候，报业集团的高层已经很满意了。

　　周自恒当然也已经满意了。早在《北方时报》创刊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他就已经公开宣称，在本报的持续“攻势”之下，《都市早报》开始呈现出颓势。根据周自恒公布的数字，那个时候，《都市早报》的发行量已经从原有的35万份迅速减少到了22万份。一年之后，周自恒又告诉我们，《都市早报》的发行量再次萎缩到了14万份。到了第三年，这个数字又变成了9万份。

　　在《北方时报》创刊四周年庆祝大会上，周自恒用一种成功者的矜持语态对我们说：“它（《都市早报》）已经一败涂地，再无翻身之日。”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北方时报》发生了一些我始料未及的变化。

　　首先是报社人口的变化。在创刊后的前三年里，报社人口一直在增长，但增长速度是缓慢的。但是，从第四年开始，它突然进入了一个急剧的增长时期，各种“裙带关系”蜂拥而来。仅仅用了半年时间，采编人员就从160人发展到230人。

　　有一次，我因为生病休息了三天，再回到报社时，我突然发现记者办公席里多了七八张新面孔。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新来者大都待人谦恭，但这几个新人神态骄横，仿佛有些“来头”。后来我才知道，这几个人果然大有“来头”，他们都是“条子记者”——这是报社里的一种特别称谓，专指那种凭着某个报社高层签下的字条到人力资源部报到而当上记者的人。

　　在报社人口疯长的同时，人际关系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新的秩序开始建立起来。

　　起初，部门主任们承担的角色是“业务带头人”，他们与普通编辑记者们同在一个大的办公区域里办公，使用同样的办公桌和电脑。后来，一张老板桌把他们与普通编辑记者区分开来，再后来，经过一次内部装修，他们又有了单独的办公室。那个办公室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角色转换——他们渐渐变成了“发号施令的人”。

　　这样的等级形成之后，编辑记者们也逐渐分化成了若干个界限模糊的阶层，不同的阶层代表不同的利益和机会。当机会越来越少的时候，人们从最初的“合作伙伴”转变成了“竞争对象”，看上去每个人都越来越客气，内心里却越来越计较。渐渐的，创刊初始时这个“大家庭”里和睦相处同舟共济的氛围已经不复存在，信任和宽容越来越少，猜疑和抱怨开始在不同的场合里散播。

　　在这样的气氛中，几乎所有人都显露出了“电力”不足的状态。评报会上再也听不到争执的声音，所有人都摆出了一副“沉默是金”的样子，如果被周自恒点名而必须发言，发出的也大都是赞美之声，仿佛新闻业务已经精进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当我再上厕所的时候，再也听不到有人哼唱“冲！冲！冲！”了。

　　此外，我能感觉到的另一种变化是：来报社打“招呼”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我经常看见在社长办公室门前等待周自恒接见的人们排起了长队。

　　我说过，此时的《北方时报》己经如周自恒所愿，占据了本市都市报“老大”的位置。在“揭丑攻势”之后，它结交了许多“不打不相识”的朋友。那些曾经被视作批评对象的不良企业纷纷摇身一变，成为本报的广告客户。当朋友和广告客户越来越多的时候，“招呼”声也开始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与“招呼”相对应的一个词叫“毙稿”。这个词很形象地表明了一种权力和这种权力之下的牺牲品之间的关系。“毙稿”的事情在报社里经常发生。当“招呼”声响起的时候，那些管理者就会这样干一次。有时候他们会说明为什么，有时候不会。我记得有个记者追问当时的社会新闻部主任李赫自己的稿子为什么被毙掉时，他的回答是：“哪里那么多为什么？可以问为什么的时候你就问，不能问的时候别打听。”

　　在“招呼”和“毙稿”的密切配合之下，一个记者几天甚至更久的努力付之东流，一些事情被掩盖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犯下的过错也被掩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方时报》的性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社会新闻版上再难看到那些文风凌厉的揭丑报道，上面的文章大都变得一团和气。不断有读者打电话来抱怨这份报纸上的报道不痛不痒无精打采。

　　我曾经以为周自恒会利用自己的号召力来改变这样的局面，但我最终失望了，他对此无所作为。我听说，当时周自恒正忙于另一件事：争取获得一个在《北方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会中的席位。

　　周自恒曾经在一次报社中层干部会上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努力。他说，在报业集团里，《北方时报》员工与《北方日报》员工之间是有等级差别的，这从称呼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比如，在报业集团内部，人们称《北方日报》为“大报”，却将《北方时报》称作“小报”。即使“小报”在社会上影响力广泛，但“小报”员工在“大报”员工面前却好像低人一等。因为“大报”员工始终瞧不起“小报”员工，他们认为，这是一群游走在体制边缘的人们，一群“乌合之众”。

　　周自恒还说，有一次，他听到一群“大报”员工在谈论《北方时报》时说，“这是由一群像农民工一样的人办的一张给农民工看的报纸。”这使他很受刺激，他下决心要改变这样的局面，所以他要在报业集团编委会中获得“话语权”，进而为大家争取更多利益，直至将大家送入“体制之内”。

　　对于周自恒的这番解释，报社内部的议论颇多。支持他的人们认为，周自恒此举确实是在为“兄弟们”着想，也许能够最终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但是，也有一些人由于长期受到“体制之内”的人们歧视，对“体制”产生了敌视情绪，因此对周自恒的做法不以为然。他们把周自恒比作“宋江”，认为他正准备带着“兄弟们”向“朝廷”靠拢。

　　不管人们怎样议论，周自恒坚持那样去做了。当然，他自信自己能够获得那个席位。他的自信来自于他所领导的《北方时报》每年向报业集团贡献数千万元利润。但是，最终他失望了。

　　据说，破坏周自恒计划的是一封信。那是一封通过邮局投递给报业集团高层的举报信。里面列举了周自恒的几宗“罪”，比如利用职务之便乱搞两性关系，拉“山头”排除异己以及贪污公款等等。人们私下里纷纷猜测这是对总编辑这个位置觊觎已久的副总编李承宗干的，但没有人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尽管报业集团高层后来并没有查实那些“罪名”，但周自恒仍然失去了他想要的那个席位。

　　我相信，这次失败的经历对于周自恒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次打击的后果是，周自恒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开始怀疑整个世界都在跟他对着干。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努力地工作，他脸上的谦和渐渐变成了骄横，他变得唯我独尊。如果周自恒走进了电梯，只要当时还有别人在场，他就决不自己去按电钮，而只是报出他要去的楼层，接着就会有人抢着去按那个电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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