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在纸里的火(15)

一五

　　另外，周自恒待人的方式也渐渐变得粗暴起来，他彻底抛弃了以往与下属们对话时的商量口吻，而改成了命令式的语气。“我”这个字仿佛在他的字典里消失了，在下属面前，他每次都称呼自已为“周总”。当他要表达自己的一个看法时，他会说：“周总认为……”当他要一个下属去执行自己的命令时，他会说：“不要让周总失望”。

　　如果周自恒提出了一个想法，有人表达了另一个不同的想法，他就会认为那个人是在怀疑他的领导能力，甚至会认为那个人是在反对他。

　　周自恒还变得在乎权力，他希望他在《北方时报》里的绝对权威不可动摇，所以他开始利用一些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不久后，在创刊初期曾经与周自恒有过密切合作，后来却经常提出“不同看法”的副总编李承宗被调离本报，去了报业集团旗下的一份杂志担任副总编。接任他的是周自恒的大学同学何守道。

　　这场“人事调动”的背后传言四起，而传言大都与“权力斗争”有关。

　　接着，周自恒又以改革的名义在全报社内部搞了一次竞聘，通过这样的竞聘，他把一部分权力像礼品一样发给了那些对报社发展立下过功劳并且对他表达过忠诚的人，他们占据了这个报社里各个部门管理者的位置。

　　当然，周自恒认为，《北方时报》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发展，最大的功劳应该归于他个人，所以他把最大的权力发给了自己。他希望那些从他手里获得权力的人们能够对自己言听计从。如果对方做不到这样，他就会想办法把已经发出去的权力又收回来。

　　几年时间来，周自恒已经奠定了自己在《北方时报》的核心地位，他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无论周自恒做什么，我们都不可能忽视他在报社里的影响力。所以，为了适应他的变化，一些人渐渐掌握了阿谀奉承的本领，他们总是能够想出办法来让“周总”高兴。当周自恒听到的阿谀奉承的话多了起来之后，他渐渐对它们产生了依赖感。他经常找那些人聚会，听取他们对他的“评价”。

　　就这样，周自恒在报社里培养了一个自己的“圈子”。除了这个“圈子”里的人，他谁都不相信。

　　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崔哲开始向这个“圈子”靠拢。

　　在我和崔哲的友情走到尽头之前，我们曾经有过一次谈话。那段时间里，我发现崔哲突然变得郁郁寡欢，于是我约他一起去酒吧喝酒，希望能够帮助他排解心里的忧愁。

　　我问起了崔哲阴郁的来由，他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反问我：“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却没能得到应有的回报？”

　　我感到莫名其妙。我认为，作为记者，崔哲当时已经成名了。总是会有一些读者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指名道姓地找他帮忙。在我看来，这说明他们欣赏并且信任崔哲。

　　但崔哲似乎并不满足我所说的。他告诉我，除了名气和读者的信任之外，这份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足够的财富。

　　“多少才是足够？”我问道。

　　崔哲避开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和肖彤恋爱三年了，你说，我们是不是该结婚了？”

　　我同意。但我认为这不能算是一个问题。

　　“但是，”崔哲摇了摇头，在酒精的刺激下，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肖彤的母亲一直不同意我们结婚。”

　　“为什么？”我很好奇。

　　“她对我说，没有房子就不能结婚。”崔哲说，“她还说，一个男人连房子都买不起，就没有资格娶她的女儿。”

　　“这么市侩，那么……肖彤怎么说？”

　　“她说，她爱我，但她听她妈的话。”

　　“那就买房。”

　　“买房？”崔哲看了看我，他的眼神里有掩饰不住的沮丧：“说起来简单。一套房子几十万，我哪有那么多钱？”

　　“你可以办贷款，分期还。”我说。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但崔哲并不这样认为，他说：“她妈妈不同意，她说，必须一次性付清房款。”

　　“为什么？”我更好奇了。

　　“她说，还贷款压力太大。她不希望自已的女儿刚结婚就和我一起背上债务。”崔哲说。

　　我想我理解崔哲的沮丧了。我想了想，对他说：“夫妻共甘苦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我这样想，你也这样想。”崔哲叹了一口气，“但肖彤的妈妈并不这样想，她希望肖彤一结婚就能过上好日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我沉默了。也许是我同情的眼神刺激了崔哲的倾诉欲，他开始向我表达他的抱怨。

　　崔哲告诉我，除了来自肖彤母亲的压力之外，他自己也有一个致富的愿望。他说，致富是一个崇高的愿望，但他此前固守的新闻理想和价值观压制了这个愿望，现在想起来那是可笑的，因为他获得的那些荣誉并没能使他的生活改善多少。

　　崔哲还抱怨说，这个世界并不是公平的，他拥有的机会太少，所以他的聪明才智并没能为他带来他本该拥有的财富，而另一些人却毫无道理地轻易获得了他所渴望的机会。他举例说，在经济新闻部里有个写文章连语句都不通顺的记者，每个月从采访对象那里获得的“红包”比他的工资还要高。

　　听起来，崔哲似乎很后悔当初拒绝那些企业塞给他的“红包”。他说，收“红包”在记者这个圈子里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但他一直没能学会那样干。他曾经以此为荣，但当他告诉一些同行自己从来没有收过“红包”时，根本就没有人相信他所说的话。他还发现，在采访同一件事情的一群记者中，如果只有他拒收“红包”，他就会被同行们孤立。

　　崔哲还说，在那个月里，他连续操作了几篇“揭丑”报道，最终都被“上面”以各种理由拦截而无法与读者见面，他事后才知道，“上面”在拦截那些报道的同时得到了一些好处，而他除了郁闷之外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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