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在纸里的火(13)

一三

　　报纸上许多报道的线索来自那些亲历、目击或者听说了某件事情的人们，他们被称作“线人”。多数报社都会以“劳务费”的名义给“线人”们一些报酬，以鼓励他们报告新闻线索的热情。这样的交易以往都是在暗中进行，但为了吸引更多人报告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周自恒把它公开了。你在报纸上看得到这样的交易记录——在社会新闻版上，许多报道的末端都会有这样一行字：“奖励线索提供人X先生（或X女士）XXX元。”

　　有一次，那个叫何松涛的摄影记者在一个休息日陪同家人到公园里游玩的时候拍摄到了一组照片。那些照片记录了一个游客随同摩天轮的一节车厢一同坠落到地面直至死亡的整个过程。何松涛说，在这起事故发生的同时，他的家人恰好在摩天轮的另一节车厢里。他正在给他们拍照，不料无意中捕捉到了这一组镜头。

　　这组照片第二天就出现在报纸上，我相信，读者看到它们的时候一定也会像我那样震惊。不过，它们的作者不再是何松涛，而是另一个姓李的摄影爱好者。照片旁边还配发了一篇标题为《眼疾手快按快门

　　轻松获奖两千元》的拍摄手记。摄影爱好者在这篇文章里自述的拍摄过程与何松涛跟我们讲的故事毫无区别。

　　你是不是感到有些奇怪？其实事情很简单，这组照片的确是何松涛拍摄的，只不过他把署名权让给了他的舅舅，也就是那个姓李的摄影爱好者。这也是周自恒的主意，尽管何松涛并不十分情愿却也只能遵照周自恒的安排去做。周自恒认为，一个记者拍摄到了这一组照片只能使读者感到他们很敬业，而如果把奖金发给一个读者，却有可能煽动更多读者的热情。

　　如周自恒所料，在这宗“大额交易”的刺激下，更多读者自愿加入到了“线人”的行列。从此以后，本报新闻热线每天的通话数量从最初的几十人次一举突破了三百人次，而接线员也从最初时的两人增加到了四人。周自恒宣布，“线人攻势”收效显著。

　　与“线人攻势”同时进行的是“揭丑攻势”。这一轮“攻势”的目的是：迅速建立本报在读者中的公信力，让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信赖《北方时报》。

　　周自恒说，这是一项“民意工程”。他认为，普通百姓在生活中总是会遭遇许多不公平的待遇，而报纸作为社会公器，应该成为他们主张自己权利的阵地。因此，他要求社会新闻部提供一些有影响力的揭丑报道，将那些社会丑恶现象公之于众，培养本报“锐利而公正”的公共形象。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当时的社会新闻部主任李赫安排了几次“暗访”，让几名记者潜入那些被怀疑有欺骗公众企图的企业中“卧底”。崔哲就是其中一个，他颇似小商人的气质和说谎时的镇定心态帮助他顺利完成了几次“卧底”任务。

　　在我前面讲的故事里，你可能已经发现我对崔哲非常厌烦却又敢怒不敢言。但是，在我刚到报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对崔哲的印象还不错：他非常懂得怎样照顾身边人。在这个方面，他表现出了兄长般的关怀。

　　我来自外地，在这个城市里，我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住处，而报社也不会给我们这种聘用制记者安排住房，所以，进入这个报社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为租房子而烦恼。最后，是在崔哲的努力下，我和他共同租到了一套既便宜又让我满意的房子。此后的相处中，崔哲经常问起我生活中是否有困难，并且总是会给我一些工作上的指点。

　　那时候，我曾经这样想过：如果这样一直发展下去，崔哲可能会成为我在报社里最可信赖的朋友之一。

　　当然，那个时候，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崔哲表现出了一个记者应该表现的品质，比如正直、敏感、善辩和极强的应变能力。

　　我听说崔哲出身于农村，在他只有10岁的时候，父母搭乘的一辆手扶拖拉机为了避让一头失控的驴翻进了山沟里，他们最终没能活着走出那条山沟。他是在大他6岁的姐姐的照顾下渐渐长大，直到考上了本市的新闻学院。他靠勤工俭学上完了四年大学。毕业后，他就来到了《北方时报》。

　　当上记者之后，崔哲表现出了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强烈的同情，他曾经帮助过许多向报社求助的人们，在读者中颇有口碑。

　　当然，崔哲最为抢眼的表现，还是在那一轮“揭丑攻势”之中。他曾经在一个“传销集团”里卧底一周时间，最终揭穿了那个后来被证实圈钱近亿元、数万人受骗的骗局。

　　在那篇报道刊发之前，那个传销集团的负责人曾经企图收买崔哲，但崔哲拒绝了。那个负责人随后来到本报，他找到了周自恒，希望周自恒“抬抬手”。他还交给周自恒一张空白的支票，并明示周自恒如果“抬手”，支票上将会填写一个不少于6位的数目。周自恒也拒绝了。我听说，周自恒当时给那个以为用6位数就能搞定一切的负责人的答复是：“如果你有足够的钱，干脆把报社买下来，到时候你想登什么或者不想登什么都由你说了算。”

　　那个负责人自然买不起报社，即使他买得起，报业集团也并不一定会同意，所以那篇报道最终见报了。它使更多正待陷入“传销圈”的人们免受损失，同时使一名参与该集团运营的政府官员受到了制裁。据说，那一期报纸刚刚摆上报摊就被人们抢售一空，加印了几万份之后仍然很快售磬。崔哲因为那篇报道而声名雀起。当然，他还因此在一个深夜回家的时候遭到了一伙不明身份者的袭击并且受了伤。

　　崔哲伤愈出院回到报社的时候，一个颁奖大会正在等候着他。周自恒在会上宣布，为了表彰崔哲在促进发行量增长和获取读者信任方面的双重贡献，经报社编委会决定，奖励他5000元奖金，并且为他争取到了一个把户口迁入本市的机会。

　　周自恒还说，崔哲的故事充分说明，记者是一个对社会很有贡献并且受人尊重的职业。他还要求大家以崔哲为榜样——“以持续的努力换取持续的职业光荣。”

　　那时候的人际关系是简单而平等的。尽管人们有时候也发生争执，但这样的争执大多发生在新闻业务范畴，并且有利于促进业务进步，而并不伤及私人感情。

　　有一次，崔哲采访了这样一件事：一辆装载着氰化钾的小货车翻入河中，导致下游河水受到了严重污染。在报道里，崔哲描写了一头牛喝过河水之后倒地死亡的过程。为了表现他的文学功底，他是这样写的：“那头牛在轰然倒下之前，歪了歪脑袋，仿佛在思考它为什么这样不幸……”

　　在当天的报社内部评报会上，杜晓东对这篇报道的写作手法大加批驳，他大喝一声：“崔哲，不要以为只有你见过牛长什么样子，我老爹也是农民，我小时候也放过牛，你能不能牵一头会思考的牛来让我见识见识？”

　　崔哲辩称，这只是一种文学修辞手法，并不意味着那头牛真的会像人一样思考。

　　杜晓东又大喝一声：“修什么辞？记者——记录事实的使者，你记录的只能是你看到的和听到的，而不是你联想到的，否则读者怎么分得清哪些是你看到的，哪些是你猜想到的。”

　　崔哲生气了，他反击道：“你又不是牛，你怎么知道牛不会思考？”

　　杜晓东愣了一下，继续发起攻击：“你也不是牛，你怎么知道牛会思考？”

　　崔哲又说……杜晓东又说……这样说来说去，这场辩论的议题就从新闻写作手法的分歧变成了“牛到底会不会思考”，接着又变成了“牛到底有没有大脑”，幸亏周自恒在它演变成更加深奥的生物学问题之前及时叫停，否则崔哲和杜晓东就要立即去牵一头牛回来继续讨论。

　　但是，崔哲和杜晓东只是在评报会上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在私底下他们仍然保持着友善的同事和朋友关系。他们经常一起吃饭喝酒，一起探讨新闻业务。

　　总之，那是一段充满了光荣与梦想的闪亮日子。这个报社里的每一个人都像是充满了电，齐心协力地努力往前冲。那时候，周自恒还专门请了一个音乐学院老师为他写的一首社歌谱曲。他在歌词里延续了自己一贯的进取风格。那首歌在报社里传唱过一阵子，我在上厕所的时候曾经听见过有人蹲在马桶上哼唱：“为了更大的光荣，冲！冲！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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