沥川往事(139)_施定柔

一三九

　　“可能是。这一段时间他咳嗽得很厉害，我让他去医院，他不肯，还冲我发火。估计是心情不好。”

　　“我先进去看看再说。”说完，他就到急救室去了。

　　我问RENE这人是谁。

　　“哦，他是协和医院的龚启弦教授，重病监护科的主任，是沥川在北京的主治大夫，以前沥川的父亲在中国心脏病发作，龚教授曾救过他的命，所以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刚才你给我打电话之后，我立即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让他过来一下。他对沥川的病情非常熟悉——”

　　正说着，急救室的门突然打开了，龚启弦走了出来。

　　我和RENE同时从椅子上跳起来：“怎么样？”

　　“情况暂时稳定。已经把他送进ICU继续观察。目前沥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靠升压药维持血压。为了上呼吸机，我们用了镇静剂，所以他还是不省人事---这回幸亏送来的及时。”

　　我和RENE更换了衣服、戴上了口罩，经过一道道严格的消毒程序，一起进入ICU病房。果然和我梦见的一样，沥川半躺着，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全身上下插满管子。

　　“你们可以在旁边陪伴，不过，不要动他。会有来护理专门的护士来护理。我建议你们坐一会就走，明天再来。反正不撤掉呼吸机，他不会清醒，你们也帮不上任何的忙。”他指着一旁的两个沙发，示意我们做下，“我还有一个病人在2楼，过会再来，有急事给我打电话。”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RENE看着我的腿，终于问：“安妮，你的腿怎么了？”

　　“我出了车祸---骨折。沥川没有告诉你，是吗？”

　　“没有。”RENE说，“难怪他这段时间心情不好，跟吃了火药似的。天天晚上拉我去逛酒吧。他又不能喝酒，就坐在酒吧里发呆，整晚整晚地不说话。后来我要读资料就没再陪他，他经常自己去。”

　　“我知道，”我叹息，“他的心很苦---他太会折磨自己了。

　　ICU病房只允许有一位陪客，RENE对我说：“你的伤没完全好，不如我们都回去，明天早上再来看他吧。”

　　沥川在ICU一共躺了七天。第三天血压才开始稳定，医生撤掉了升压药。第七天呼吸功能才有好转，撤掉了呼吸机，镇静剂一停，沥川很快就苏醒了，可是他一时还不怎么能说话，他看见了我，指间微动，我紧紧的握住他的手。

　　我陪了沥川七天七夜，除了吃饭、上厕所，没离开过ICU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都是在沙发上打盹。RENE白天过来看我，觉得我不可理喻。他说沥川在瑞士一切都有护士，家里人和亲戚不过是轮流地去看他，陪他说说话什么的。大家都很忙，沥川住院又是家常便饭，看完病人大家就各忙各的去了，没有谁像我这样，不分昼夜、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他说我纯粹是瞎操心，浪费时间。

　　咱这叫中国式关心，你懂嘛？我抢白了一句。

　　“所以我每天都来看你，我觉得Alex不需要我看，你需要。”RENE调侃道。

　　我问RENE：“霁川知不知道沥川又病了？”RENE摇头：“我可不敢告诉霁川，那个暴君。如果他知道Alex又躺进了ICU，肯定在第一时间弄回苏黎世软禁起来，他们哥俩又要大吵大闹，以前大家都还向着沥川，这一回肯定不会了，全家都要对Alex宣战。”

　　我迷惑了：“为什么呀？”

　　“你们这对傻鸳鸯，Alex为了你向全家人宣布他不再回瑞士了，他说他自己时日不多，愿意死在中国，葬在北京，他已选好墓址，连墓碑上的话都选好了。”RENE闭上眼，好像面前有一副棺材，然后用牧师的声音说：“这里睡着王沥川，生在瑞士，学在美国，爱上了一个中国姑娘，所以死在中国，阿门。”

　　仿佛为了配合RENE的剧情，床上的沥川一动不动，双眸紧闭，平静安详，我无限心酸。

　　苏醒的时候沥川很虚弱，还不怎么能说话，虽然不需要呼吸机，仍需要吸氧，护士在他身边忙来忙去，我双腿盘着，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继续打盹，大约过了一个小时，ICU里又送进来一个病人，大声地呻吟，把我吵醒了，睁开眼，我看见护士正在帮沥川翻身，他的皮肤苍白，没有半分生气，身上缠绕着各种管子，翻好身后，护士用酒精擦拭他身体受压的部分，我过去将床铺弄平整，协助护士将几个枕头塞在沥川的背后。

　　“RENE,你先回去吧。我在这里呆一会。每次见到沥川，沥川都让我走。现在，让我好好地陪陪他吧。”

　　我在沥川的身边，一直坐到天亮。其实，我没什么可担心的。合适每隔十五分钟过来根据血压调整强心剂（升压药）的剂量，每隔一个小时观察他的排尿量，每隔两个小时替他翻一次身。沥川的嘴半闭着，一根四十厘米长的软管从口腔一直插到他器官的底端，胸膛在呼吸机的支持下，缓缓奇虎。我看见一个护士走进来，检查了他的情况，又将另一根几乎同样长短的软管插进去，定期吸痰。这么痛苦的程序，床上的沥川看似毫无知觉。他只是静静地躺着，肌肤苍白得近乎透明，甚至发出幽幽的蓝光。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蓝光其实来自于呼吸机上的显示，上面的字数不断地跳动着，很生动、很欢快，好像某部动画片。这一夜，我的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沥川，看着他蜡像般地躺着，生命的迹象仿佛消失了一样，我忍不住每隔一个小时，用带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抚摸他的头发，又摸摸他的脸，以确信他还好好地活着。

　　早上五点，那个龚医生进来了，对我说：“你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或者至少吃点东西。二楼又餐厅。”

　　我对他笑了笑：“不了，我不饿。”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相信机器。我仔细聆听呼吸机的声音，怀疑它会出故障，不在供给沥川氧气；又怀疑那个四十厘米的软管会不会被堵住，让沥川窒息。我观察点滴的数量，怕它太快，又怕它太慢。每次蜂鸣器一响，我都以第一时间冲向护士，弄的他们有点烦我。

　　正在此时，沥川突然张口对着护士耳语了几句，护士没听清，他又说了一次，护士就离开了。我们相互对视着，一时间都不说话。

　　过了一会，他说：“So,你是，我的家属，”语气很轻，声音嘶哑，几乎每个字都要重音，“Since when?”(从何时开始的？)

　　没想到一睁开眼的立场就那么咄咄逼人，我蓦然失语了。

　　“不是说，你，要离开北京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为什么，还没走？”

　　“你能少说几句不？”我没心情也没胆子和刚刚抢救过来的病人斗嘴。

　　护士长来了，尴尬地对我说：“对不起，谢小姐。这位病人说你不是他的家属，要求你立即离开ICU.”

　　我站起来，怒极攻心，几乎想掐他。只觉眼前一阵发黑，我的身子不由得晃了晃。

　　护士长及时地扶住了我，将一旁的拐杖递过来。我气得手直哆嗦，拾起沙发上的手袋，将床边小柜上的手表、手机、钥匙、口杯一股脑地收进袋中。

　　护士长忍不住替我解释：“王先生，您可能不大了解情况。您是这位女士送来急诊的。她在这里守了你七天七夜，几乎没合眼。您说，她不是家属。”她指着对面房间里躺着的一位老人，嗓音有点激动：“看见那位老爷子了吗？他的三个儿子都来了，在病床前面，为医药费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跺跺脚，一刻钟工夫，全走光了。他们倒真是亲人，您说是家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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