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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第九章

  此时,物色“执行人”成了宋一坤制定的整个计划的关键,这个人直接关系着计划的实施,更关系着安全保障。叶红军回到罗马后立即着手物色人选,尽管他的内心是不安的,是自责的,但是一种无法抗拒的东西在驱动着他,使他不自觉地加入了这个行列。他有“华商信息咨询公司”的信息库,有多年从事侨务工作的基础,有广泛的交际和良好的口碑,因此,也只有他有能力,有条件,有把握完成此项工作。

  确切地说,自大学毕业后他与宋一坤的交往并不多,在十几年里,宋一坤只请他办过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请他在奥地利调查“铁鹰集团公司”董事长高天海,第二件事就是将王海、孙刚移民到奥地利。

  从调查高天海到夏英杰的八十万元文稿竞价,这期间相隔了几年的时间,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叶红军从这件事的起因、变化和结果再一次领略了宋一坤的生存艺术。回忆起来,那已是一九九〇年的往事了——

  那年,上海“铁鹰饭店”临近落成,围绕着饭店的装修工程,各家有背景、有关系的装修公司之间明争暗斗,竞争得难解难分。宋一坤自知正面竞争无望,便让手下找来一堆铁鹰集团的内部宣传刊物《铁鹰月报》和一本《铁鹰集团概况》宣传画报进行研究,试图有所启发。

  宋一坤研究了两年来的二十多期简报,有一个情况引起了他的注意,高天海因业务需要曾三次出国,去过七个欧洲国家,其中六个国家均只去过一次,惟独奥地利去了三次,这就是,他每次出国都要去一次奥地利,然而,除了六国之外,“铁鹰集团”惟独与奥地利没商务联系。高天海去其他国家,接待他的都是相关企业领导人,而他三次去奥地利,接待他的均是华侨协会,并无商业背景。这说明,他与那里的某人或某事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宋一坤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机会,如果叶红军能从海外打通关系,这种曲线切人的方法总比在国内行贿无门多了一线希望,如果能在董事长高天海身上打开缺口,就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他马上给当时侨居维也纳的叶红军打电话,介绍了背景、线索和目的,请叶红军了解高天海与华侨协会的关系,争取找到机会有所突破。

  叶红军很快打听到:高天海与华侨协会并没有联系,他三次来维也纳,接待他的均是一个名叫“田玉青”的人,田玉青是华侨协会的一名理事,经营一家百货商店,兼做移民生产,搞签证办居留很有办法。

  叶红军认识田玉青,但并没有贸然去找他,而是巧妙地从田玉青周围的人中间打探消息,搞清田与高之间的关系。叶红军了解到:原来田与高是经一个香港人认识的,并无深交。高天海来奥地利的目的并不是找田玉青,而是来找情妇。该女子名叫周丽,北京人,现居格拉茨,拥有一家餐馆和一套住房。周丽从北京移民奥地利是田玉青经办的,中间人也是香港商人。所不同的是,田玉青是先认识周丽,后来才认识的高天海,据说那位港商曾是周丽的未婚夫,周丽的财产也是港商给的。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叶红军从“华侨大学生互助会”的名单里查出周丽在北京和格拉茨的两处地址,立即往国内打电话请北京的朋友了解周丽的家庭背景,同时亲自去格拉茨调查周丽的财产状况,从而进一步了解到:周丽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境并不富裕,而周丽却在格拉茨以二十六万美元买下一套房子,二十万美元买下一家餐馆。

  叶红军冷静分析了情况之后认为,田玉青已经不重要了,应该把文章直接做到高天海身上,拿到制服高天海的证据,他把情况和想法打电话告诉了宋一坤,并提出了一个要求:找个相关的借口接触田玉青,了解内幕,套取证据。

  宋一坤只讲了一句话:虚构一个比高天海更有地位、更有黑钱、更需要安全操作的移民生意。

  叶红军经过了精心策划,虚构了一个神秘的故事,第一次见田玉青就给了他一万先令的定金,可谓背景不小。田玉青为了证明自己万无一失,列举了许多实例,讲出了很多情节、数字。叶红军以一万先令的代价掌握了高天海出资移民周丽的全部内幕,从而也得知,那位所谓的“港商”其实不过是田玉青的一位老乡。

  至此,宋一坤已经拿到了与高天海直接对话的王牌。但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也变得复杂了。宋一坤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放弃这次竞争装修工程的机会,留着这张牌等以后有条件时再派用场。这个决定基于三个原因:一、暴露了叶红军,使他在海外不好做人。二、叶红军有可能因此受到报复,失去人身安全。三、赤裸裸地去敲诈乃小人之举,不够君子之度,从人格上不能使心理平衡。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无意中却给王海、孙刚不久后的出国铺平了道路。

  转眼几年过去了,叶红军也从奥地利移居到了意大利,好像罗马的“风水”对他更好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事的变迁,无论高天海再发生什么事,再也不会有人将“叶红军”与“高天海”这两个名字联想到一起了。

  回忆往事,审视眼前,叶红军感到如果当年调查高天海只是一点小聪明的话,那么这次物色“执行人”则需要更严谨的思维、更准确的选择、更周密的策划。这是一锤定音的决定性之举,也是把良心交给上帝的性命赌博,容不得有一丝一毫的失误。

  叶红军反复研究了宋一坤制定的关于物色“执行人”的六项条件,他认为,现有的六条是不够的,结合实际情况来看,还应该增加三条原则——

  一、物色过程严格保密的原则,不能让周围的人看出任何活动过程的痕迹,不留任何疑点。

  二、在特定的时间段里,“执行人”必须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不在中国的原则,预防万一之万一。

  三、不向宋一坤报告“执行人”情况的原则,万一情况恶化,不能让宋一坤受到这个方面的牵连。

  叶红军感到更有把握了。

  方子云已被报社提出两次警告,他离除名已经不远了。另一方面,他把能够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了,就剩下自己一把骨头,周围的人都在议论:这个诗人脑子出毛病了。

  在别人眼中,他负债累累,像输红了眼铤而走险的赌徒,无论过去写诗还是现在经商,都具有疯子的特征。然而只有他自己清楚;不久的将来,他将不再是穷酸的诗人,财富将使诗歌在他的生命里真正成为一种艺术、一种高雅、一种品位。

  “方氏保健调味球”寻求投资商的信息在一家卫星电视台播出后,每天都有咨询电话打来,报社文艺版编辑室一时间几乎变成了咨询中心,这下又把领导激怒了,把方子云召到办公室个别谈话。方子云则连夜“私访”了报社几位主要领导的家,还请编辑室的同事们到一家餐馆光顾了一番。

  其实,他完全可以不用编辑室的电话号码,他是有意这样做的,要的就是“众所周知”的效果,这样才能“说得清楚”。而报社之所以没有将他除名,除了想给他留条生路外,更多的是想留住一个人才。作为文艺版的编辑,他毕竟是称职的。

  这天上午,方子云正在编辑室审阅稿件,同事领着一个陌生男人进来,对他说:“子云,有人找你。”

  方子云和另外两位编辑同时抬起头向客人望去。来访者中等身材,相貌一般,戴着一副眼镜,穿着灰色西裤和黑色皮茄克,左臂弯搭着一件呢子大衣,右手提着一只皮箱,装束很平常。

  方子云坐着没动,问:“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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