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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郑老师,”挂着相机的特邀嘉宾笑了,“这是十年前,1996年,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您写在我的毕业留言册上的,您说这就是你对我们大家做人的期望。您忘记了吗?”

  她很挺拔地站在一群蓝白色相间的校服里,明眸皓齿,浅笑盈盈。

  “江薏。”小叔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郑老师,”郑南音同学骄傲地站起来发言,“我们在搜狐,网易,所有的网上校友录里面,找到了您原来的教过的学生。”她伸长手臂一挥,“这些墙上的照片,作文,都是他们寄来的。”

  “郑老师,江薏姐姐知道了以后,就自愿来帮我们拍照。”某个角落里,一个没有起立的女生的声音,“江薏姐姐是《龙城晚报》的首席记者,拍的相片一定很好看的。”

  “郑老师,”班长说,“等放学以后,我们会把墙上这些照片什么的都拿下来,一起贴在一个照相本子里送给您。这是我们高三(六)班在毕业前,送给您的礼物。”

  小叔什么都没有说,我从来没有在他脸上看见过类似的表情。好像是碰到了一件让他为难的事情。教室里寂静着,蓄势待发的那种寂静。这些孩子们都在不约而同地等待着郑鸿老师配合着眼下的氛围,说点什么,然后他们就可以抱以顺理成章的掌声和欢呼。三秒,五秒,十秒了,他们的神情有些冷却。这个时候,小叔嗫嚅着说:“谢谢,我谢谢大家。现在,”他终于慌乱地把那叠试卷放在了讲桌上,“现在我们开始上课了。今天的晚自习,主要是,主要是讲评一下前天测验的卷子。”

  所有的人面面相觑,都不相信就这样结束了。意兴阑珊这个词很明显地挂在脸上。只有那个江薏平静如旧,微笑了一下,把相机从脖子上摘下来,准备退场。

  “课代表,过来发卷子。”只有小叔一个人进入了上课的角色,没有表情地环顾四周。黑压压的人群里终于有一个人破土而出。然后前排几个同学也不情愿地站出来,把那叠试卷分成了三四份。哗啦啦的纸张的声响响彻了室内,我想我也是时候离开了。

  小叔转过身,拿起来黑板擦。他迟疑了一下,黑板擦一直停顿在那个“尼采”的“尼”字上,然后他略微抬了一下胳膊,让黑板擦停留在那个“秽物”的“秽”字上。终于他重新转了过来,面向着大家,他笑了。他笑得开怀的时候眼睛里总是有种腼腆的神情,“不行。”他一边笑,一边摇头,“不行。我舍不得擦。”

  一阵笑声轻轻地在起伏的人群里荡漾开。然后释然的气氛也跟着弥漫了。没有想象中激动人心的煽情场面,不过他们达成了自己的默契。

  我该走了。悠长的走廊依然悠长。走廊背后却换了人间。毕竟和十年前不同了。同样的一件事情,十年前是羞耻,但是十年后,却可能因为某些说不清的缘由变成荣光,至少变成一样令人好奇的东西。这中间到底付出过何种代价,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人好像总是在完全不需要一样东西的时候,才能得到它。小叔他最先失去了尊严,然后因此失去了一切,再然后他就脱胎换骨了,现在当初的尊严回来了,莫名其妙地,至少有了回来的迹象。

  问题是,没人知道他到底还想不想要。或者说,他是否还像当初那样把它视为尊严。

  江薏站在夜风中的校园里,对我微微一笑,她说:“你该不会,该不会是东霓的那个小弟弟吧?”她夸张地惊呼一声,“老天爷呀,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教学楼的顶端几个属于高三的窗口,错落地璀璨着。就像是俯视着我们,俯视着所有疾驰而去的时光。

  黎明渐渐地来临。柔软的,泛着水光的曙色涌进来。于是黑夜苏醒了,赐给我看清万事万物的视觉。然后我就看到,南音蜷曲着身体,终于睡着了。

  第七回 我们的秘密

  有一天我问郑南音,那个时候,她为什么要策划一场给小叔的生日晚会。她冲我淡然地一笑,她说:“我什么都没有策划。”我说,那怎么可能不是你的主意呢。她说:“我只是给每个人讲了你给我讲的故事。尤其是小叔说的那句,‘她吃过的苦要比我多太多’。”然后她伸了个懒腰,注视着窗外的天空,“我的同学们,比你们那个时候的人有同情心,仅此而已。”

  她现在说话的腔调,还有她的很多表情都让我觉得陌生。在那个2006年,她高中毕业的夏天里,她几乎是一夜之间蜕变成了如今的模样。或者在某些人眼中,她变得比以前讨人喜欢,因为她不再像个二百五一样地大呼小叫,她也收敛了不少颐指气使的小姐脾气。就连三叔都说,南音如今说话的声音都和以前不同,有分寸了很多,比如她接电话的时候,非常得体,太像个大人了。然后三叔,三婶,以及小叔这群“大人”一起面露欣喜之色:“好不容易呵,最小最浑的南音也有今天。”

  可是我只想让曾经的南音回来。

  小叔还是那么不紧不慢的,他说:“人总是得长大的西决,南音也不可能永远是那副小姑娘的样子。你得接受。”

  小叔现在更是什么都能接受了。尤其是在那次生日晚会之后。

  2006年的春天,越来越多的学生通过我把自己的作文交到郑鸿老师手上。准确地说,不是作文,是跟考试要求无关的涂鸦。因为一场断送前程的恋情,郑鸿老师的才华横溢变成了具体的,活生生的,表情丰富的。这尽管是个很荒谬的逻辑,但是它就是在现实发生了。郑鸿老师给每篇送来的习作都附上500字以上的评语——那已经不能算是评语了,有时候天马行空地想到什么说什么,有时候掏心掏肺地恨不能给人家学生讲我们家祖宗八代。于是我总是嘲笑他像个大妈级的电台情感节目主持。作为高三的老师本来是辛苦的,所以他经常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说:不累。

  然后有一天,校刊主编,一个高二的小帅哥也找上门来了,诚恳地邀请郑鸿老师出任校刊的“文学顾问”。郑鸿老师的大名重新端端正正地出现在校刊扉页上,出现在校广播站的美女主播嘴里,出现在校园里的宣传栏。郑鸿老师走在从食堂到教学楼的林阴路上的时候,突然间多了很多各个年级的学生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这些突然之间开始亲近郑鸿老师的学生里,自然是什么样的都有:有在学校里受惯了冷落又自命不凡的文艺小青年,有自认为自己成熟另类视好成绩如粪土的小孩,当然也有没有勇气放弃自己十几年的乖孩子身份的学生,借着对郑鸿老师的热情,偷偷地浮出“乖孩子”那令人压抑的水面,透一口气。总而言之一句话,是那些暂时还没有变得太现实,对生活还心存一点点浪漫的孩子们。他们一直孤独,然后他们觉得,善待一个曾经因为浪漫天真而备受冷落的老师,就是善待他们自己。恐怕他们谁也没有料到吧,原来在这个看似麻木的校园中,隐藏了那么多自认为孤独的人。于是郑鸿老师又一次莫名其妙地成了角儿。殊不知在他们齐心合力,心照不宣的孤独者同盟结成的时候,被现实生活的规则狠狠惩罚的那个郑鸿老师,就已经成了历史。因为他们的浪漫,也是现实生活坚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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