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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不见得,你不是美国人,英语能有人家美国人好?再说美国人是很歧视外国人的,外国人想挤进他们的电视电影行业里去?没门!”

  小今问王丹生:“什么是‘歧视‘?还有‘没门’?”

  王丹生大概也不知道这两个词怎么翻译成英语,尴尬地支吾着。

  岑今告诉女儿:“歧视就是prejudice, bias,没门就是no way。”

  小今回答Lewis的妈妈:“美国没人拍,我就到中国找人拍。”

  大家都呵呵笑起来,开玩笑说:“Petal你别把我写太丑哦,把我写高点哈!别用我的真名行不行?”

  在这之前,岑今还没听女儿说过想当影视剧本作家的事,她也没问过女儿长大想当什么,觉得女儿还小。今天一听,她也有点吃惊,没想到女儿已经有了这么固定的人生目标。

  她和小今的爸爸都是理工科出身,平时也没谁谈论过当作家写影视剧本的事,但小今却认准了作家这条路,只能说是遗传了。

  作家梦可能是写在岑家的基因里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梦想,岑家祖上好像出过几个秀才举人什么的,在那个年代,能当秀才举人的,都是靠写文章得来的。

  她父亲岑之继承了岑家的作家梦基因,也继承了岑家的写作天才,笔头子很厉害,经常有文章见诸报章杂志,很年轻就写出了获奖作品,在D省很有名气。

  岑今的妈妈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用现在的话说,就叫“女文青”。爸爸以青年作家的身份到妈妈的学校去作报告,讲自己的创作经验,妈妈就这样认识了爸爸。

  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男作家在台上侃侃而谈,无数个女文青在台下听报告,一个个心猿意马,不知道是倾倒于岑作家的口才,还是倾倒于岑作家的风度。

  妈妈一下就爱上了这个玉树临风口若悬河的青年人,成了岑作家的坚定拥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成了岑作家的“铁杆粉丝”。

  但岑作家那么多的粉丝,妈妈要想进入岑作家的视线,还真是不容易,努力了很久,也还只进入了岑作家的外围粉丝团,跟好几个女生一起,请岑作家上过一个文学小课。

  如果不是那场史无前例的反右运动,妈妈可能永远都没机会获得岑作家的垂青。

  有时生活过得太不如意,岑今就会诅咒那场反右运动,如果没那场运动,她的父母就不会结合,也就不会生下她来,那她就不用经受人世间的种种痛苦;但到了生活甜蜜的时刻,她又会感谢那场反右运动,如果没有那场运动,爸爸会一直在省城当他的作家,而妈妈也会在省城某个学校教书,但不会结为夫妇,生下她来。

  §4

  岑今的父亲岑之,成名是因为笔杆子,倒霉也是因为笔杆子。岑之的一支笔,把自己写上了“青年作家”“获奖作家”的宝座,也把自己写进了“右派份子”的泥坑。

  当年,年轻气盛的岑之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用自己写小说写诗歌的笔,写下了几篇向党提意见的文章。这在他也算是屈尊俯就了,因为他原本是不屑写那些非文学的东西的。

  反右运动一开始,岑之就被揪了出来,戴上了“右派份子”的帽子,被发配到一个边远的小城市E市,在第三中学当了一名教师。

  岑之的到来,算得上E市的一大新闻,因为E市离省城有几百公里,交通很不方便,坐车坐船要花上一两天时间,所以E市很少有人去过省城。现在有个从省城来的右派,曾经是大作家,出过书,文章上过报刊杂志,那可真是非同一般啊。

  但岑之的到来使三中领导大大地头痛了一番:能让这个省城来的右派份子教什么课呢?

  岑之自告奋勇要教语文,说这是自己的本行。但学校不敢让岑之教语文,怕他向学生灌输右派思想。那就教历史吧。

  不行,教历史太容易借古讽今了。

  教音乐?

  更糟糕,公开向学生传播靡靡之音?

  多次讨论的结果,岑之成了一名“劳动课”教师。

  以前三中的劳动课是由各班的班主任上的,也就是带着学生去打扫操场,挖坑种树,侍弄学校的几块菜园子,为学校食堂砍柴买煤之类。现在有了岑之这个专职劳动课老师,班主任们就解放了,轮到哪个班上劳动课,就该岑之去上,带领学生劳动,自己也从劳动锻炼中改造思想。

  三中这个做法在当时还绝无仅有,一下就在E市传开了,三中校领导为此还受到上级嘉奖。

  但岑之就倒霉了,一辈子都没干过体力活,真正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拎”,现在不得不带领学生劳动,不仅自己要身体力行,肩扛手挖,还得维持纪律,防止学生打架闹事发生工伤事故,可把岑之累坏了。

  浑身布满了作家梦基因的岑之,被发配到这么一个小地方,沦落到干体力活的地步,而且没有一丝一毫重返省城重当作家的可能,自觉已到了人生的终点,了无生趣。

  听说岑之那时经常在河边、池塘边和粪池边转悠,拿不定主意跳哪个可以死得更快更彻底。

  那时E市的自来水还不普及,就是学校和工厂里有自来水,居民吃水都到河里去挑,岑之觉得跳河不保险,很容易被挑水的男人看见,搭救上来,前功尽弃,还会罪加一等,叫做“畏罪自杀未遂”,今后的日子更难熬。

  跳池塘吧,又怕被洗衣服的妇女看见,一顿吆喝,被人从池塘里扯出来,还是前功尽弃。

  跳粪池倒是没人会下去搭救,但眼耳鼻喉里灌进屎尿的滋味,想必会很难受,而且死得那么肮脏,想投胎转世当作家都没指望了。

  正当岑之濒临绝望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寄自省城的书信,称岑之为“吾师”,落款是“一个敬仰你的文学爱好者陶今芬”,内容全都是鼓励的话。

  岑之绞尽脑汁,都没想起这位陶今芬是何许人也,他把自己珍藏的小记事本找出来翻看,也没看到“陶今芬”的名字,而那些写在上面的名字,都成了往事,人家早已不跟他来往了。他撕掉了那个记事本,找出一个新的小本本,在“姓名”栏里恭恭敬敬写下“陶今芬”几个字,在“关系”栏里感激涕零地写下“救命恩人”几个字。

  岑之很谨慎地回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在努力进行思想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

  陶今芬很快又来了第二封信,这次就没那么多客套了,在“吾师”这个称呼后面加了个“吾爱”,并直截了当地倾诉了自己对“吾师吾爱”的爱慕之情,感情真挚,文笔优美,岑之看得醉醺醺的,恍如梦中。

  直到这时,岑之才想起一个模糊的脸相,陶今芬应该是那个脸色有点苍白的小姑娘,看上去比那群女文青都小很多,不像大学生,倒像一个还没发育成熟的中学生。他对陶今芬有那么一点儿印象,也是因为她的尚未发育,他当时以为是哪个女生的妹妹。

  他万万没有没想到,陶今芬那小小的身躯里,竟然蕴含着这么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在所有的人都不敢跟他来往的时候,这个小女生却这么大胆地向他倾诉了心底的爱情,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修书一封,倾诉衷肠。

  作家是很容易将想象与现实混淆的,岑之写给陶今芬的第一封情书,不像是写给一个脸相模糊尚未发育成熟的小姑娘的,而像是写给一位自己渴慕了多年的情人一样,厚厚的一叠,热烈而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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