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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所拍祭礼也毫无疑问是今年的祭礼,在画面上出现的神官的面孔,以及神社改建后的情况都是证明。这是去年和前年所拍摄不到的东西。

  三原抱头苦思。

  这些照片毫无错误乃是峰冈所拍摄,峰冈周一这个人从很早以前就喜欢拍照。因此,他因为俳句的季题是有名的和布刈祭礼而前往参观时,当然会带着一向喜欢的照像机。这件事,并没有任何不自然。

  其次是飞机问题。

  峰冈周一所乘的飞机,是下行的三一一次班机,直到福冈,一直满座。在日航保存的旅客名册上调查了这些旅客。这是为了要向旅客询问,记不记得有峰冈这个人在机上。然而,在六十四名座位(满员)中,有五名旅客的身份查不出来。

  也就是说,在东京大阪间有两人,在大阪福冈间有三人,虽经按照名册上的地址查询,却找不到下落。

  这些人一定是由于某种原因,使用了伪名。

  “近来,搭乘飞机旅行的人多起来了,有人带着情妇,偷偷旅行。这样的人要特别隐瞒自己的姓名。”

  向三原提出报告的探员,把在日航听到的话转告三原。

  “如果飞机发生了事故而坠机,遗体怎么认领呢?”

  三原一提到飞机,就立即想到了危险,倒是有些特别。

  “不,一般人都有安全感,并不认为飞机会发生事故。日航就是这么说的。它自己夸称,比营业汽车的安全率要高得多。”探员笑了。

  二

  三原假想的从大阪伊丹机场折返东京的一三二次班机中,有三个身份不明的人。而且,在同一设想中,在漆黑的凌晨一时三十分从东京起飞的三三三次班机“月色飞行”班机中,也有两人身份不明,零时三十分起飞的三三一次班机有三人身份不明。

  调查到这里,觉得有些棘手。为了查出峰冈周一使用伪名搭乘飞机,就必须其它乘客全部用真名搭乘飞机。换言之,这八名用伪名的旅客中,可以说是隐藏着峰冈这个人。

  三原要探员打听,如果峰冈的确搭乘三一一次班机从东京飞往大阪板付机场,那么,他在飞机上坐在什么座位上?

  探员打听清楚,峰冈的座位是在右边靠近中央的位置。从他的视界来说,大概可以从窗口斜望出去,看到机翼的一半。其座位是三个一排的左边,正在通道旁边。

  三原访问了日航总办事处,确实判断了从窗口斜望出去能看一半机翼的位置。这个座位从前面数起是第十二排,号码是三十六号。这也可说是峰冈周一自己的记忆甚为准确。

  第十二排,也可以是第十一排,或第十三排。这几排都可以斜斜地从窗口望出去。这要凭本人的感觉来判断,没有人可以说得十分准确。

  在这里,要简单涉及客机的搭乘手续。

  不论是日航飞机,还是全日空飞机,要搭乘旅客机,先要到航空公司办事处,填写乘机表格。把自己的年龄、姓名、住址、联络地址写上。给了机票钱以后,就领取一份迭成两折的机票。机票上写明飞机班次。

  其次,到了飞机场,在收行李处交出机票,办事员打开名单查对,然后发给入机场证,还有号码。这个号码并非依照到达机场早晚,而是按办理机票手续的顺序。

  旅客上机时间到了,便由候机楼出路,穿过通道,来到类似检票的地方,由工作人员按照登机号码的顺序来呼叫。

  大概是以十名旅客为一组顺序登机,在这种场合之下,旅客可以优先任意选定席位。席位并没有事先指定。因此,旅客系凭自己的爱好来选择位置,不过,大多数人为了从窗口远眺下界的景色,都不喜欢机翼遮挡视线的中央位置。接近机尾的位置和接近前面的位置既然都先被占据了,那么,后来的旅客只好坐在靠近两翼的中央席位上。还有,登机证在上机前由工作人员收回。因此,旅客不像上火车和电车那样,手里没有持票的必要。

  峰冈周一曾说,他的座位所靠的窗子,被机翼遮挡了一半,那么,他的位置可以推断为从前面数起的第十一行、第十二行、第十三行一带,也就是说,峰冈办理购票手续时已相当迟了。

  “日航说,峰冈是在两天前购票的。”探员报告。

  近来,利用客机来往的旅客大量增多。如果不是很早订票,就买不到票。两天前才办手续,难怪只剩下不好的座位了。

  然而,要想知道坐在峰冈旁边的旅客是什么人,就颇费周折。由于座位并没有事先指定和安排,就只能按照旅客名单,一个一个来调查。而且,所谓峰冈旁边的旅客,标准是什么,也很难说。如果峰冈坐的是第三十六号座位,那么,那就是第三十七号座位,假如号码根本不对,可就难以查问了。

  好在峰冈自己申述了当天所穿的服装,便以此为准,再加上像貌、年龄、特征等等,一并进行调查。

  此外,还向当天机上的两名空中小姐进行询问。

  空中小姐每天要照顾很多旅客,日子一过得久,就完全记不清楚了。

  不过,旅客之中,有一位在大阪下机的大阪市南区天王寺××号的主妇,名叫岩下杉(三十七岁),还依稀有些记忆。这是探员们惨淡经营一一调查出来的结果。

  “这么说,这一位似乎就坐在我旁边……在我旁边吧。我坐在一排三个座位的正中间。右边的窗子被机翼遮挡了一半。是啊,旁边那位先生,并没有什么特别迹象。只是,空中小姐送来周刊杂志和画报时,那位先生领了‘生活’周刊来看。我跟他完全没有谈话。我也不记得他是否曾同其它旅客谈话了。我是在大阪下机的,后来的事,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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