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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许多证人证明被告平泽的相貌与凶犯相似,然而这也不是绝对客观的。再说,被告不能证实本人当时不在现场这一点,以及检察官的起诉书和审判记录,都使人感到不够真实。捡察官把案件发生后不久被告平泽拿到一大笔来历不明的钱这件事与案件联系起来了,但是即使这能成为状况证据,也仍然不能成为直接证据。

  我并不打算再在这里写《论被告平泽》。在我以前所写的小说《帝国银行事件》中,这方面的话该说的已经都说了,我没有那么大耐性在这里把侦查的烦琐内容和审判经过一桩桩地写下来。在我的小说问世后,也还出版过一两种论述本案被告无罪的着作。想了解详细情况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

  这里,我要重新探讨一下前一次在拙稿中挖掘得不够充分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警视厅的侦查主力中途不得不转向旁线——居木井警部补(日本警察分警视总监、警视监、警视长、警视正、警视、警部、警部补、巡查部长及巡查九个等级。——译者注)的名片调查班?他们碰到了什么样的墙壁?墙挖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本文想谈的就是这一点。

  四

  关于“帝国银行事件”的经过,以前已经写过不少,这里不准备再详细介绍了。

  昭和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三点五分左右,一个中年男子来到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胳膊上缠着印有“东京都”标志的臂章。他说附近发生了斑疹伤寒,按照占领军的指示,人人都必须喝预防药,就叫代理分行长吉田等十六个人喝了毒药。见过凶犯的代理分行长吉田武次郞后来被救活,提出了如下的证词:

  “我说说在银行被骗喝毒药的经过。今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我们办完了日常的业务正在结账,一个身着西服、年纪有四十五六岁的人推开大门旁的便门走了进来。这人左臂上缠着白布,上面印着‘东京都’的红色标志。他递给我们一张名片说:‘我是东京都派来的。分行长呢?’我说:‘分行长不在,我是代理分行长?’那人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东京都卫生科及厚生省厚生部(即卫生福利部。——译者注)医生,医学博士——名字我记不得了。我把那个人请进办公室,叫他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他说,‘事情是这样的:由于使用长崎二丁目相田家前面的水井,发生了流行性赤痢,有四个居民受到传染,大概已经报告了警察。美军总司令部的赫特克中尉接到这个报告后说:“这可不得了,我马上就去,你先走一步。”我跑去一调查,才知道住在那家的人今天曾来过贵行。赫特克中尉领着消毒班随后就来。决定在消毒以前,请你们先喝预防药。’我说:‘怎么这么快就知道啦?’那个人说:‘看病的医生直接报告了美军总司令部。’

  “他又说:‘消毒班马上就来,请你们先喝这药。这原是美军总司令部发下来的特效药,非常猛烈。’说着他就拿出一个宽一寸、长五寸、医生常用的金属盒子,勤杂工把所有的杯子都洗好拿来了。那人说:‘这种药沾在牙齿上会损坏珐琅质,我敎给你们怎么喝,请照我的样儿喝。药有两种,喝完一种,隔上一分钟再喝第二种。’他说着就拿出一个小瓶子,又拿出一只吸药用的带橡皮囊的玻璃管。那药没有颜色,只是有些浑浊。那人用玻璃管往每个杯子里分了一点,他自己尽量伸长了舌头,把头一种药裹在舌头里喝给我们看,职员们都学他的样儿喝了。那药刺激性很强,就像是不会喝酒的人喝了烈性酒一样,心里热辣辣的难受。过了一分钟,他又把第二种药分给我们喝。我就去井旁漱口,刚走回来,只见大家一个个都倒下了。我心想‘糟啦’,就走到自己的坐位上,不久就人事不省了。那人穿着一双赭红色胶靴,长得挺俊秀,像是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医生来说,我觉得他的手粗笨了一些。臂章是白布做的,印着‘东京都’的红色标志,下面用墨笔苍劲有力地写着‘防疫消毒班’几个字。”

  他这份证词中所提到的占领军主管人的名字最初是赫特克中尉,后来又更正为“记得是赫奈特或是柯奈特”。

  五

  活下来的四个人都证明凶犯是个举止文雅、高鼻梁的美男子。只有代理分行长吉田说,那人左脸上从太阳穴到面颊有一块半寸宽的茶色的瘢,其他三个人都没有理会;大衣是穿在身上还是拿在手里的,就记不清了。代理分行长吉田还说,那人西服袖上缠着省章。关于那个人的鞋也只有代理分行长吉田一个人在证词中提到,他说那是摊子上卖的那种赭红色胶靴——替他摆拖鞋的职员阿久泽说:没弄清穿的是什么样的鞋。职员田中也说记不清鞋的事了。

  关于这种药的味道、颜色和气味,活下来的四个人的证词多少有些出入。代理分行长吉田说:“先喝的是浑浊的液体,有些发白,就像是喝猛烈的威士忌之类的东西,心里烧得慌。”职员田中说:“气味像汽油,舌头直发麻。”职员阿久泽说:“是淡黄色的,气味有点像氨,味道好像发苦。”

  活下来的人都被送进附近的圣母医院。

  凶犯冒充预防药拿给职员们喝的那种毒药分盛在十六个杯子里,与职员的数目相符。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是凶犯用来喝给他们看的,一共应该有十七个,可是短了一个。也就是说,缠臂章的凶犯用过的杯子没有找着,想来是他怕人家验出指纹而带走了。后来把杯子里喝剩的液体全都倒在装酱油的小玻璃瓶里,量非常少。死人吐出来的东西也收在八只杯子里,第二天(二十七日)送到警视厅鉴别科的化验室去了。

  据受害者说,最初给他们喝的是刺激性很强的药,第二次喝的跟水一样。如果喝了氰酸化合物,估计就是先喝的那个。这么说来,喝剩下的以第二种液体为主。经调查,一点也没有氰酸或其他类似毒药的东西。

  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做精密的化验。于是侦查当局又委托东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研究室的木村敎授做了胃容纳物的分光分析。垣花助理正式做了分析。送去的有盛着死人吐出来的东西的杯子、装着残余液体的酱油瓶,以及用两个褐色瓶子装的、给活下来的人洗胃后吐出来的东西。垣花助理从这两瓶液体里也检查出少量的氰酸。西山技师打开其中的一个瓶子时,在氰酸的气味中还闻到了石炭酸的臭气。后来到圣母医院一调查,才知道那是由于使用了石炭酸的空瓶所致。据检验,从胃的容纳物和喝剩下的液体里只发现了钾和钠。根据这次化验的结果,侦查当局决定侦查时可以假定所用毒药为氰化钾。可是为慎重起见,西山技师在报告中说:第一种药类似氰化钾,第二轴好像是水。

  胃的容纳物里显然含有氰酸,因而喝的毒药毫无疑问是氰酸。问题在于那是氰酸和哪一种东西的化合物。于是,又进一步对过滤胃的容纳物取得的液体做了种种反应检查,然而还是只化验出钾和钠。结果推断一定是氰化钾或氰化钠。

  毒药是本案唯一的凶器,所以我才把化验毒药的经过写得这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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