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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银行事件”之谜

  一

  根据最高裁判所审理的结果,平泽贞通已被判为“帝国银行事件”的凶犯。事到如今,无论根据任何法律程序都不可能证明他是无罪的了。换句话说,只要法务大臣一按印,他随时都可以上绞刑架。(辩护人方面虽然提出了重审的请求,但那并不一定能制止处决的执行。)(据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赤旗报》报道,平泽贞通目前仍然被关在仙台的宫城监狱里,“‘帝国银行事件’辩护团”正在提出重审的要求。——译者注)

  “帝国银行事件”就这样定了案。由于把平泽贞通判为凶犯,本世纪这一残暴事件就告结束了。

  最高裁判所宣判之后,辩护人还曾做过一些努力,几次要求重审,都被裁判所驳回。到如今,怎样也无法证明平泽贞通不是“帝国银行事件”的凶犯了。

  去年我在《文艺春秋》上发表了《帝国银行事件》这篇小说。我一向对平泽贞通是凶犯这个论断抱有怀疑,在小说中,我就以那些疑问为主题,尽量根据事实来叙述。最初我本想用虚构的方式来表达疑问,所以采取了小说的体裁——然而内容必须尽可能以事实为依据。在那篇小说里,我几乎没有插入任何虚构的成分,而以本案的检察官的调查书、起诉书、辩护要旨和判决书等审判记录为素材。

  “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后,我感到警视厅是在侦查中途碰了壁,才突然转移方向,去逮捕平泽的。在这篇小说里,我也就以这个迹象为主题。直到今天我还怀着这个疑问。写那篇小说时,我所作的调查还不能说是充分的。一切痕迹都已经埋没在砂土里了,一点头绪也找不到。我和侦查当局以及检察官们毫无联系,又没有法律知识,发掘这个痕迹是极其困难的事。正是由于缺乏知识我才用小说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这个疑问。

  直到现在,我对这个案件质疑的热情仍旧没有减退。

  二

  最高裁判所的判决是绝对的权威。我拥护最高裁判所的权威和尊严。这里做出的判决本应该具有使人人都能信服的逻辑和科学根据,丝毫也不应该使人怀疑,给人以瞹昧的印象。然而,在“帝国银行事件”上,对被告平泽下的判决又是怎样的呢?

  最高裁判所的判决可以说是几乎原封不动地通过了第一审的判决。

  判决平泽有罪的基本根据,只不过是他本人的供词。这份供词无论是检察官逼出来的,还是被告平泽由于忠克尔萨珂夫氏病(慢性酒精中毒的患者常害的一种精神病,记忆力和判断力都衰退。——译者注)而编造出来的,反正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证据了。

  这一事件是在昭和二十三年(一九四八年——译者注)一月二十六日发生的,所以供词才能充作证据。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新的刑事诉讼法颁布了。幸乎不幸乎,“帝国银行事件”成为旧刑事诉讼法的最后一桩案件。

  根据旧刑事诉讼法,被告的“供词”是可以作为证据看待的。可是在新刑事诉讼法中,除非另有其他物证,对本人不利的供词一律不能看作是证据。我并不是说“帝国银行事件”完全是按照旧刑事诉讼法的原则来处理的。既然平泽受审时新刑事诉讼法已经开始生效,我想这一事件大概也是本着新刑事诉讼法的精神来处理的。

  可是事实上被告平泽的供词却成为案中最主要的证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尽管它是本着新刑事诉讼法的精神来审理的,然而还是不得不以供词为证据,这不正说明本案极其缺少其他物证吗?

  只要把关于“帝国银行事件”连篇累牍的审判记录读上一遍,就能够体会检察官方面是如何以案中缺乏物证为苦。从这一点来说,他们也许比平泽贞通还要苦恼。首先,对判罪最主要的根据——凶器,检察官方面丝毫也没有加以说明;并且也没弄清被告平泽在帝国银行杀害十六人的毒药是从哪里弄到手的,其中的经过又是如何。判决书上仅仅交代了一句:“被告所曾持有的氰化钾。”

  检察官们曾经竭力想调查被告是怎样把这种毒药弄到手的。平泽在供词中也提到这事,但是举不出任何证据来。再说,所使用的毒药究竟是氰化钾呢,还是另外一种化合物,关于这一点,判决书中也没有下明确的判断。

  一般说来,在杀人案件中,凶器是最重要的物证。这一点尚且含糊不清,其他可以称作物证的东西也就更没什么价值了。

  检察官方面所列举的其他物证是:印有“松井蔚”字样的名片,抢去的支票后面的笔迹,以及被告无法证实事件发生时本人不在现场。此外,还说事件发生后,被告拿到手的那笔钱来历不明,以及证人说,被告长得与凶手的相貌相似等等。但是严格说来,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与被告平泽有直接关系的物证。

  三

  在袭击帝国银行的案件发生的前一年——即昭和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凶犯在安田银行荏原分行所使用的松井蔚的名片是真的。昭和二十二年春天,被告平泽在靑森函馆联络船上也曾和松井博士交换过名片,然而没有任何根据足以断定凶犯在安田银行所使用的松井的名片就是平泽交换来的那张。原来为人仔细的松井蔚曾把跟他交换过名片的人的名字都记了下来,但是仍有十七张下落不明的所谓“事故名片”。在安田银行荏原分行所使用的名片说不定就是那十七张“事故名片”中的一张。

  支票后面的字被推断是从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把它抢去的凶犯所写的,但是笔迹鉴定人把它和被告平泽的笔迹加以鉴定后所做出的结论似乎并不是绝对客观的。有一个鉴定人说那不是平泽的笔迹。可能性毕竟不能变成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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