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与薄情(30)_玛丽尼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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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埃利娅怎么想，您也不感兴趣吗？” 　　拉特舍夫张口结舌了，谢卢亚诺夫眼看着他的脸沉了下来。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问来问去，”马拉特终于慢吞吞地说，“我和埃利娅来往过，但与婚姻登记处事件没有任何关系。” 　　“这么说，埃利娅对您和她的关系的看法，您也不感兴趣了？” 　　“不感兴趣。” 　　“这就怪了，她可对您想娶她深信不疑。” 　　“她凭什么对此深信不疑，真是傻话！” 　　“凭您向她求过婚。顺便再说一句，她当时也接受了。您莫非把这事给忘了？” 　　“喜欢炫耀的小姑娘想入非非的臆造值得一信吗？” 　　“给她的戒指也是臆造出来的吗？” 　　“什么戒指？” 　　“你们一起在巴拉顿湖度假时，您亲手送给她的戒指。难道是埃利娅有幻想症？” 　　“听我说，您不要无中生有，节外生枝！没错，我们一起到巴拉顿湖她奶奶那儿去过，并且晚上都在一起，我也的确送过她戒指。可这又怎么样？我是个正常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要是一个姑娘和我睡在一起，我认为送她礼物是正常的。” 　　“那么贵重的礼物？镶有三颗钻石的戒指？” 　　“您对‘贵’与‘贱’的看法有点儿坐井观天了，”拉特舍夫又恢复了他那高傲的神气，“以我的收入，卖这么个戒指算不了什么。” 　　“这么说，埃利娅要嫁给别人，您一点儿也不感到痛心？” 　　“一点儿不。” 　　“好吧，”谢卢亚诺夫叹了口气，“让我记下和您度过星期六的那位女友的名字。” 　　“可以，请吧！奥莉加·叶梅利扬采娃，我们公司的女职员，在广告部工作。” 　　白与黑，黑与白…… 　　从童年起，我面前的世界就被缩小成这两个概念。行还是不行。好还是不好。善还是恶。没有中庸之道，没有中间色调。不能模棱两可，只能有一种答案：“是”或“不是”。从来就没有“可能”。　　那时我五岁……父母为什么事大声叫嚷着，我觉得他们是在吵架。父亲叫妈妈为母狗，我马上学会了一个陌生的词，一个一念就上口的词。　　“母狗！妈妈——母狗！妈妈——母狗！”我高兴得大叫起来，因为这个新词很容易上口，很快就记住了。　　争吵立刻停止了，爸爸妈妈都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　　“这个词很粗野，”妈妈严肃地训斥我，“不能这么说，你表现可不好。” 　　“那爸爸也表现不好？”我据理反驳。　　妈妈一时慌了神，答不上来了。这时，父亲亲自出马来教育我了。他咳嗽了几声，清了清嗓子，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来。　　“猫崽子，”不知怎的，他不看着我，却望着妈妈，“情况不同……凡事都没那么简单……从来就没法说清楚……” 　　可我才只有五岁，“从来就没法说清楚”的话，不可能令我满意。我是个小孩子，我要明确肯定的说法。我生性胆小，绝对相信妈妈爸爸永远和我在一起。我只想睡在那舒适的小床上，枕头旁边摆着那只长毛绒小兔，每天晚上听着童话故事入睡，天天早晨喝的是苹果汁，星期六去吃奶奶烤的大馅饼。我想确切知道，要是我每夭都刷牙、常说“谢谢”和“请……”并且很听话，是否就能受到夸奖；我要是调皮淘气或弄坏了什么东西，是否一定会受到处罚。可要是听到“情况不同”、“凡事都没那么简单”、“从来就没法说清楚”这样的话，就能团表现好而受到处罚，因表现不好而受到夸奖吗？我这五岁的小脑瓜无法解开这个谜团，于是我就发起脾气来。　　我八岁了……父母带我去电影院，我和他们一起看着银幕上的罪犯从监狱里逃出来，舍命救了一个人。妈妈悄悄地擦着眼泪，可我却不懂，她为什么那么伤心。　　“妈妈，你怎么了，可怜他？”我们从电影院走出来，已是傍晚时分，但春风暖洋洋的，飘着花香。　　“当然啦，亲爱的。”妈妈点点头。　　“可他是个罪犯，”我气得嚷起来，“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呀。干吗要可怜他？” 　　“孩子，”爸爸又是那个腔调，“凡事都没那么简单，没有绝对坏的人，也没有绝对好的人。不错，他是罪犯，可是他救活了那个小姑娘，这说明他还算是个好人。事情不会总是一成不变……” 　　可是这种说法，也不能令我满意。我想要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尺度，以免在大人的世界里迷失方向。我想搞清楚，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什么样的人是坏人。　　我想搞清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干什么会得到奖赏，干什么会受到惩罚。我在寻找答案，一点一滴地收集着，向父母问过成千上万个为什么，但是他们一点也不明白我需要什么，总是那么含糊其辞、不清不楚地给我解释说：“凡事都没那么简单，情况不同……” 　　日积月累，我终于开始对世界有了独立的见解，这不是父母教我的。我看书、看电影，什么都看：百万富翁与罪犯，侦查员与间谍，“红军”与“白军”，于是我把世界分成了这两种颜色。中间色调使我不安，模棱两可的话语让我感到害怕。我最讨厌这些了。　　11岁时，我被汽车撞了，因脑震荡住进了医院。生来头一回，晚上睡觉前妈妈没吻我，早晨没喝上家里的果汁。我可是一直以为，过去怎么样，将来还会怎么样的。我总是缠着大夫问：“什么时候放我回家？”要做的治疗我都能忍受，我只想得到确切的回答：什么时候回家。　　“好孩子，”一位戴着眼镜的大胡子大夫对我说，“这取决子很多情况……” 　　接下去又是一些含含糊糊的话，和从父母口中听到的那些一模一样。我开始精神错乱，歇斯底里，要求放我回家。大夫们经不住我的纠缠，终于让我出了院，但仍要我严格卧床静养，要母亲向他们保证，一定精心照料我。　　我高兴极啦，终于又回到了家，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躺在自己的床上，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看自己喜欢看的书。我盼着尽快恢复健康，决心按大夫的吩咐去做：躺在屋里，放下窗帘，尽量少下床活动，不看书，不看电视，一天吃六次药。十一岁的我当然不可能整天躺在那里靠想入非非度日。父母一上班，我就拽开窗帘，看起书来。到了下午，班上同学来了，我一跃而起，可没过多久就是一阵头晕，想吐。妈妈下班回来，关切地询问我的感觉，我骗她说挺好，我不敢说出真相，因为我不想再去住院。　　一天，我的谎言终于露了馅，妈妈在上班时间突然回来了，正碰上我俯身冲着马桶痛苦万分地呕吐。妈妈要叫急救车，我却大哭起来，求她别叫，直到失去了知觉。妈妈心疼我，只好请了假，在家里照料我，并监督我按要求做。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病果然好了起来。　　又过了很长时间，我只有春秋两季才犯脑震荡。一到11月和4月，我就觉得难受，头痛得很厉害，情绪坏透了，动不动就发脾气，毫无来由地发火。但这种情况一会儿就会过去。　　防暴处的工作人员尼古拉·谢卢亚诺夫最讨厌女人，并因此而讨厌由女人作不在现场证明，特别是当作证的女人是犯罪涉嫌人的妻子或女友时。他把所有的女人都看成是爱撒谎的背叛者。妻子抛弃了他，夺走了两个孩子，跟新结婚的丈夫跑到沃罗涅日市去了。打那以后，他就再也听不进那些劝他改变这一看法的话了。离异使他痛苦了很久，见不到孩子更是雪上加霜。他记恨妻子给他造成的苦楚，于是便将满腹怨恨发泄到工作中遇到的女人身上。　　因此，当马拉特·拉特舍夫推说奥莉加·叶梅利扬采娃可以为他作证时，谢卢亚诺夫丝毫不相信，他断定，年轻实业家的女友一定会按他的意愿为随便什么事作证的，更何况拉特舍夫是个非常可疑的人物。　　对不在现场证明信不过时，他有一套核查和揭穿的方法。但他的这种做法并不总能得到处长戈尔杰耶夫上校的赞同，而谢卢亚诺夫对领导经常不断的责难置若罔闻。他是只看重结果的那种人，对过程中受到的种种非议，并不在乎。　　为实现自己的打算，他需要一个技术高明的摄影师，于是他不假思索地打电话给安东·舍夫佐夫说：　　“我指给你看一个姑娘，你设法给她拍几张照片。然后我再给你几张照片，你给我剪辑拼凑成蒙太奇。能办到吧？” 　　“没问题。”舍夫佐夫痛快地答应了。　　他没费周折就找到了“蓝色多瑙河”公司的女职员奥莉加·叶梅利扬采娃，暗中“护送”她到家，拍了近十张照片，有在大街上的、有在无轨电车站的、有在商店里的、有在林荫道上的、有在楼门口的……姑娘长得很亮丽，就是不怎么上相。舍夫佐夫那老练的眼睛一下就看出了这一点，他尽可能选用仰拍，好让奥莉加在照片上显得更具魅力。他觉得有一张拍得特别成功：奥莉加向一个摊贩买香蕉，伸出手去接找回的零钱时，被安东抓拍了一张。她大概以为小贩存心骗她，心里默算着：香蕉的分量真的有小贩说的那么重，正好“够上”一万卢布？总之她当时脸上的表情十分紧张，甚至有点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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