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2)_弗·福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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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2)

“他们办不了什么。他们所接受的申诉只是那种由于报纸疏忽或由于报纸记者报导的不准确而造成的麻烦，他们通常回避那些明显的诽谤投诉，而将它推给法庭。不管哪种情况，他们只是发表一篇不痛不痒的文章。” 　　“出版署不会坚持让他们撤回文章和道歉吗？” 　　“不会。” 　　“那还能怎么办呢？” 　　律师叹了一口气，“恐怕唯一的办法就是打官司了。向高等法院上诉诽谤罪，要求赔偿损失。当然，如果法院真的发出了传票，那么报纸可能不愿意让事态发展下去，于是就可能刊登您所要求的赔礼道歉。” 　　“会吗？” 　　“也许会。但也许不会。” 　　“但肯定他们必须这么做。这是非常简单的案子。” 　　“我跟您实话实说，”律师说，“在诽谤案中，根本没有非常简单的案子。一方面，实际上还没有诽谤法。或者说，它只归属于普通法律。几个世纪来，大量的案例中都涉及到过诽谤案，这些案例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您的案子，或任何案子，在某些细节上都会与过去的案例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人家还会争议您当时的理智状态，您的思想状态，即特定情况下，一个人的实际感知情况，是意向明确的，而不是胡涂的，因而是清白的，我说的您能听懂吗？” 　　“能。我也这样想，”查德威克说，“但毫无疑问，我没有必要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 　　“实际上，有必要，”律师说，“您知道，您将是原告；报纸编辑和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是被告，您必须证明，当您与新近被清算的公司往来的时候，您是清白的，没有意识到其不可靠。这样，才能表明您是被人含沙射影，受到了诽谤。” 　　“你是不是劝我不要起诉？”查德威克问，“你真的要我容忍那家伙一点也不核实就出版的那堆无耻谰言吗？要我听之任之，毁掉我的买卖而不去控告吗？” 　　“查德威克先生，让我跟您开诚布公地说，有时，人们劝我们这些律师：应该怂恿我们的当事人告这个，告那个。因为，这样我们就能挣到大把大把的律师费。实际上，恰恰相反。往往是诉讼当事人的朋友、妻子、同事等等怂恿他去起诉。当然，他们这些人是不必承担诉讼费的。对于门外汉来说，一场好官司就像吃面包看马戏那么舒服。而我们干法律这一行的人，对于诉讼的费用，可是了解得再清楚不过了。” 　　查德威克仔细地考虑了一下诉讼费的问题，他以前可很少想这个事儿。　　“费用会有多高？”查德威克心平气和地问道。　　“高得会毁掉您。”律师说。　　“我本以为，在这个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查德威克说。　　“理论上，是平等，现实中却常常不同，”律师说，“您是一位富豪吗，查德威克先生？” 　　“不是。我只经营一个小买卖。在这个年月里，真是如履薄冰，随时可能破产。我苦于了一辈子，勉强混日子。我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汽车，自己的衣服。一份个体经营养老金，一份人寿保险和几千英镑存款。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微不足道。” 　　“我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律师说，“今天，只有富豪才能起诉富豪，而在诽谤案件中更是如此。一个人可能打赢了官司，但他必须支付自己的诉讼费。打了一场长官司之后，更不用说上诉了，其费用可能是赔偿费的十倍。　　“大报纸，像大出版社什么的，都投了很大的保险，以应付被判决诽谤罪而支付的巨额赔偿费，他们可以聘伦敦西区英国王室法律顾问那样收价最高的一流律师。所以，当他们面对着一个——恕我直言——小人物时，他们就会搞得他一蹶不起。稍稍耍个手腕儿，一桩案子就会拖上五年再开庭。在这期间，双方的法律费用就会一加再加，光案情准备就得花上成千上万。如果到了法庭，辩护律师要收费，还有日常‘重理’费，费用会直线上升，而且辩护律师还要一位年轻的帮手，还得加一笔钱。” 　　“费用会达到多高？”查德威克问。　　“就一起长官司来说，准备上几年，还不算可能发生的上诉费，也得几万英镑，”律师说，“即使这样，或许还没到头儿。” 　　“我还得了解些什么呢？”查德威克问。　　“如果您打赢了，您能得到赔偿费和判决由被告——也就是报社——支付诉讼费，那么，您的损失就得到了补偿。但是，如果法官没有对诉讼费做出判决，您还得承担您自己的诉讼费。不过，他们只有在那些最坏的案件中才这样做。如果您输了，法官甚至可以判决，你不但要承担自己的诉讼费，还要支付被告的诉讼费。即使您赢了，报社还可以将案子上诉。为此，您可能花掉双倍的费用。即使您赢了上诉，如果不对诉讼费做出判决，也会毁掉您的。　　“而且，还会让您背黑锅。两年之后，人们早已忘记了报纸上的那篇文章。而该案件在法庭上会反反复覆，不断大量地增加材料和辩护证词。虽然您可以起诉，但是，报社的法律顾问却会出自其当事人的利益，不断地诋毁您这位诚实商人的名誉。让您背上黑锅，永远也甩不掉。有这样的人，可以说多得数不清，虽然赢了官司，但名誉却扫地了。在法庭上，所有的辩护词，不必经过核实，都可以印刷出来公布于众。” 　　“不是有法律援助吗？”查德威克问。他跟大多数人一样，只有耳闻，却从未核实过。　　“可能不像您想的那样，”律师说，“要得到法律援助，您得表明您没有财产。这不适用于您，在任何情况下，诽谤案都不会得到法律援助。” 　　“这么说来，怎么办都会毁了我的。”查德威克说。　　“很抱歉，非常抱歉。我本可以鼓励您去打一场旷日持久、费用高昂的官司的。但是我真心感到，我对您最好的帮忙就是指出这种事儿实际上多么的危险，多么的坑人。有许多人，头脑一热就打起了官司，却落得个终生悔恨。一些人从来都没有从多年诉讼所导致的精神压抑和经济担忧中恢复过来。” 　　查德威克站了起来，“你很实在，我很感谢。”他说。　　当天晚些时候，他从办公室给《星期日信使报》打电话，要求与编辑通话。一个女秘书接了电话，她问他的名字，他告诉了自己的名字。　　“您想跟巴克斯顿先生谈什么？”她问。　　“我想约定一下，见他本人。”查德威克说。　　电话那边停了下来，他能听到在打内部电话。她回话了。　　“您见巴克斯顿先生要谈哪方面的事？”她问道。　　查德威克言简意赅地解释说，他想见见编辑，就两周前盖洛德·布伦特的文章中的提到的关于他自己的情况，讲明一下自己的看法。　　“恐怕巴克斯顿先生不能在办公室会客，”秘书说，“或许，您可以写封信，我们会给予考虑的。” 　　她撂了电话。第二天上午，查德威克乘地铁来到伦敦中区，出现在信使报社的传达室。　　在一位魁梧的、身穿制服的门卫的眼皮底下，他填写了会客单，写上了姓名、住址、要会见的人以及理由。会客单被拿走后，他坐下来等着。　　过了半个小时，电梯门开了，出来一位文雅潇洒、身材瘦削的年轻人，身上散发着刚刮完脸的气味。他询问地看了一眼门卫，门卫朝比尔·查德威克这边点了点头。年轻人走了过来。查德威克站了起来。　　“我叫安德里安·辛克莱尔，”年轻人说，把自己的姓圣克莱尔说成了辛克莱尔，“巴克斯顿先生的私人助理。有什么事吗？” 　　查德威克解释说要谈谈署名盖洛德·布伦特的文章，说想跟巴克斯顿先生亲自解释一下，文章中对他的报导不但不真实，而且对他产生威胁，可能毁掉他的买卖。圣克莱尔表示遗憾，但脸上却无动于衷。　　“是啊，当然谁都能看出您的心事，查德威克先生。但跟巴克斯顿先生私人会见，恐怕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是个非常忙的人，您明白吗？我……哦……知道，一位代表您的律师已经跟编辑交换意见了。” 　　“写了一封信，”查德威克说，“一位秘书回了信。信中说，‘或许’可以考虑在读者来信栏中刊登一封信。现在，我要求他至少要听听我这方面的意见。” 　　圣克莱尔笑了一声，“我已经说了，那是不可能的，”他说，“我们准备做的，最多也只不过是以编辑的名义写封信而已。” 　　“那么，我能见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本人吗？”查德威克问。　　“我认为那没用，”圣克莱尔说，“当然，如果您或您的律师还想写一封信的话，我敢肯定，我们的法律部会按常规给予考虑的。否则的话，我就爱莫能助了。” 　　门卫带着查德威克从旋转门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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