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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可以……啊，上帝啊，太可怕了……那真是一场悲剧啊！” 　　“是的，长官。我能问您几句话吗？” 　　“当然可以。啊……我曾是坎贝尔上尉的顶头上司。” 　　“是的，长官，这我知道。上校，您现在是否方便到军官俱乐部来见我？请放心，不会超过10分钟的，除非您让我感兴趣，上校。” 　　“这个……” 　　“我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了。我至少要和她的上司谈谈。” 　　“当然。在哪儿——？” 　　“在小餐厅。我穿一件蓝色西装。谢谢您，上校。”我挂断了电话。多数美国人都知道如果他们不想和警方谈话就可以不谈，但他们对新闻界却不知为什么会觉得有一种义务而必须去谈。尽管如此，我今天大部分时间的身份是犯罪调查处的布伦纳，而现在要再隐瞒身份真令人难以忍受。 　　我又把那本米德兰的电话号码簿拿过来，仔细看了看，发现查尔斯·穆尔和安住在同一个花园公寓区。虽然维多利花园通常不是上校军官选择的住所，但这事也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也许因为他欠了债，也许他作为一名神经科医生，从不在乎在停车场碰到上尉和中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想住得离安·坎贝尔近些。 　　我快速记下了穆尔上校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然后拨通了辛西娅的电话。她刚进门。我对她说：“穆尔上校一会儿来见我们。记住我们是《军队时报》的记者。还有，看看能否在你那儿给我找个房间，因为现在亚德利肯定安排了人巡逻，我不能回‘低语松林’了。请你在陆军消费合作社下车，帮我买一支牙膏、一把刮胡刀，还有一条中号短裤、一双袜子。可能还要一件衬衫，15号领子。别忘了给你自己带双跑鞋，我们过会儿去射击场时好穿。再带只手电筒，好吗？辛西娅？喂？” 　　可能是线路接触不好吧。我挂断电话来到楼下的小餐厅。这儿虽然不像那间大餐厅那样正规，但却马上可以吃到东西。我要了一杯啤酒、一些土豆条和果仁，一边吃喝一边听着周围人的谈话。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安·坎贝尔，谈话的声音都压得很低，因为不管怎么说，这儿毕竟是军官俱乐部。米德兰的酒吧里肯定也正谈着同一个话题，只不过在那儿谈起来就可以放肆多了。 　　我看到一位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他穿着绿色带鹰形图案的上校军装，走进来朝着这间屋子四周看了一会儿。我观察了他足有一分钟，见没有一个人向他招手，也没有人和他讲话。显然，穆尔上校在这儿并不出名，也许是没有人缘。我站起来向他走去。他看到我勉强地笑了笑：“你就是布伦纳先生？” 　　“是的，长官。”我们握了握手。穆尔上校的军装皱皱巴巴，而且做工很差。这也正是他所从事的那个特殊行业的一个标记。“谢谢您的光临。”我说。穆尔上校大约50岁，一头黑色鬈发，头发很长，看上去就像昨天才入伍的一个地方神经科医生。军队上的医生、律师、精神科医生、牙医都能使我产生浓厚的兴趣。不过，我始终搞不明白，他们是真的愿意穿那种粗制滥造的军服呢，还是他们真正是有献身精神的爱国主义者。我把他带到角落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问他：“想喝点什么吗？” 　　“是的。” 　　我示意一位女招待过来，穆尔上校要了一杯奶油雪利。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不怎么愉快的谈话。 　　穆尔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好像在猜度我的神经哪根出了毛病。为了不让他失望，我主动说：“听起来她好像是被一个心理变态的人杀的，可能是惯犯。” 　　他不愧是搞这一行的，马上把矛头对准了我：“你为什么这么说？” 　　“只是贸然猜一下而已。” 　　他告诉我：“在这个地区还没发现类似的强奸和谋杀案。” 　　“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发生在安·坎贝尔身上的事。” 　　确切地说，发生在安·坎贝尔身上的事情不该让这儿的人都知道，但军队是流言蜚语滋长的温床。因此，关于穆尔上校、福勒上校和坎贝尔将军都知道些什么，什么时候知道的，怎样知道的，你是无法猜到的。我问他：“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回答说：“当然她是遭强奸后被杀的，在射击场上。” 　　我拿出笔记本，呷了一口啤酒，说：“我刚从华盛顿过来，还没掌握多少资料。听说她被赤身裸体地捆在那儿？” 　　他考虑了一会儿，说：“这个你最好去问问那儿的宪兵。” 　　“好吧。您做她的指挥官有多久了？” 　　“从她来到哈德雷堡开始，大约在两年前。” 　　“这么说您挺熟悉她了？” 　　“是的。我们的学校很小，一共只有大约20名军官，另外30人是被派到此地服役的。” 　　“明白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您感觉如何？” 　　他说：“我完全被惊呆了，直到现在我还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他又说了许多诸如此类的话。其实在我看来，他除了震惊以外也看不出别的什么感受来。我经常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打交道，知道他们常在说着得体的话时做出一些不得体的事来。我相信职业和人的个性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军队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说，步兵军官往往会有些孤僻、傲慢、自以为是。犯罪调查处的人都惯于骗人、冷嘲热讽，而且特别聪明。一般精神科医生大都选择与脑子出了毛病的人打交道的工作。这种工作虽然陈腐，还是有不少人愿意为之献身。查尔斯·穆尔是一个战争心理学专家，他的本行是把敌人本来健康的脑袋弄出毛病来。这和为细菌战制造麻疹菌的医生又有什么区别呢？ 　　不管怎么说，查尔斯·穆尔在我看来就是不太正常。开始较短的一段时间，他似乎距我很远，而后突然莫名其妙地盯着我看了好半天，似乎要从我的脸上或心里看出些什么来。这使我很不舒服。他除了有些怪癖外，眼睛里还冒出一丝凶光——很深，很黑，很富有穿透力。他的声音也很特别，很慢，低沉，带点儿装出来的温和语气。估计他在学校教书时用的就是这种声音和语气。 　　我问他：“您在担任此职务之前就认识坎贝尔上尉吗？” 　　“是的。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6年前，那时她正在布拉格堡多功能学校学习。我任她的教官。” 　　“她刚在乔治敦读完了心理学硕士。”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像是我说了什么他认为我不知道的事，然后回答说：“我相信是这样。” 　　“在布拉格堡时你们就在一起吗？” 　　“我在学校——而她正在第4心理训练队。” 　　“后来呢？” 　　“后来就去了德国。我们差不多是同时到那儿的。再后来我们又回到了布拉格堡肯尼迪特种军事学校，在那儿当了一阵教官。之后我们被派到海湾去执行同样的任务，之后又去五角大楼。简单说来，两年前我们又一起来到了哈德雷堡。怎么，难道这些都有必要讲吗？” 　　“您在哈德雷堡都做些什么，上校？” 　　“这是保密的。” 　　“噢。”我边记边点了点头。两个人能这么久在一起执行任务确是不常见的，尤其是在战争心理学这一特殊领域。就我所知，在部队里，即使夫妻俩也没有他们这样的好运气。比如说可怜的辛西娅吧，她当时虽然没和特种部队的那个家伙结婚，但已经和他订了婚。辛西娅被派到布鲁塞尔，他却被派往巴拿马运河区。我对穆尔上校说：“你们的工作关系很不错嘛。” 　　“是的。坎贝尔上尉非常聪明能干，有追求，能言善辩，而且值得信赖。” 　　听起来好像是他每半年在她的工作总结上写的评语。显然，他们很合得来。我问他：“她算是你的‘被保护人’吗？” 　　他瞪了我一眼，似乎想到了我用这个法语词会让人联想到另一个词“情妇”或者其他更肮脏的外来词。他回答说：“她是我的下级。” 　　“对。”我把他的话归在我早已拟好的“废话栏”中。“您认识她的父亲吗？” 　　“是的，不过不太熟悉。” 　　“来哈德雷堡之前您见过他吗？” 　　“是的，偶尔能见到。我们在海湾时见过他几次。”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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