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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证人念了誓词后,就开始一句句地陈述她的报告。这个女人说她是由卧室的窗户看见复仇者的。说着说着,她的自信心增强了,她说,她是在睡梦中被一声长长的尖叫吵醒,本能地立刻跳下床跑到窗边。

  验尸官低头看了看他桌上的东西:“让我看看这张图。你所租的房子正好面对发生双杀案的巷子。”

  现场一阵讨论声,这房子并非面对着巷子,而是证人的卧室窗口朝着巷子。

  “这点出人无关紧要,”验尸宫接着说,“现在你尽量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所见的情形。”

  众人顿时鸦雀无声。这女人打破沉寂,比刚才更坚定笃信地说:“我看到他了,这辈子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样子。”她以防卫性的态度环顾四周。

  班丁太太突然想起报上写过一位住在她楼下邻居的谈话。这人不友善地表示,她认为丽兹·可儿那晚根本没起床,这故事是捏造的。说话的人表示她那晚在照顾生病的小孩,因此一直没有真正人睡,如果真有丽兹·可儿描述的尖叫声,她应该会听见,也会听到她跳下床的声音。

  “我们已充分了解,你认为自己见到了刚作完案的凶嫌,”验尸官稍微犹豫了一下,“但我们希望你能更清楚地描述他的样子。虽然当时雾很浓,但你说你很清楚地看到他在你的窗下走了几码远。现在请你告诉我们他长得什么样子。”

  这女人开始扭转着手里的花色手帕。

  “慢慢地从头说起吧!”验尸官极有耐心地说,“你看见他慌忙走掉时,头上戴着什么样的帽子?”

  “只是顶黑色的帽子,”证人以不安的语气说。

  “只是一顶黑帽子。那么外套呢?你有没有看到他穿哪一种外套呢?”

  “他没穿外套。”她坚定地说:“我记得很清楚,他根本没穿外套!这点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外面那么冷,这种天气下,每个人都会穿件外套的。”

  一位刚才在看报纸的陪审团员,显然没有完全听进她讲的话,突然举手站了起来。

  “有问题吗?”验尸官转向这名陪审员。

  “我想说明一点。这位证人,如果她就是丽兹·可儿的话,那么案发初期她曾说过,复仇者穿着外套,一件大的厚外套。我是从报纸看到的。”

  “我从没说过这话!”这女子激动地说:“是一位《太阳晚报》的人要我这样说,以便他登在报上,这根本不是我自己的话。”

  这些话引来了一阵哄堂大笑。

  验尸官严肃地对这位已经坐下来的陪审员说:“以后你要问问题的话,必须先透过陪审团主席,而且请等我询问证人告一段落之后才发问。”

  刚才的这段插话——这项控告,显然让证人感到很不安。她开始自相矛盾起来:她看见匆忙离去的这位男子身材蛮高的——不,他很矮,很瘦——不,挺粗壮的,至于他手中有没有拿东西,又引起现场一番争论。

  证人肯定地说她看见这人腋下夹着报纸。包装着的东西,从背后看来鼓鼓的。但事实证明她曾告诉第一位为她做笔录的警察,这人手中并没有携带任何东西,而且他还见到他的手臂上下摆动着。

  丽兹·可儿突然又说,当他从窗下走过时还抬头看到了她——这倒是个新说词。

  “他抬头看到你了?”验尸官重复道,“你在问话中并未提及。”

  “因为我那时吓得半死,所以没说。”

  “我们都晓得当时很暗,雾又大,如果你真的看到他的脸,请告诉我他的长相。”

  验尸官随口说着,手也随意地摆在桌上。现在,在场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说的话了。

  “很黑,”她戏剧性地回答,“他的皮肤很黑,有点像黑人的肤色。”

  又是一阵笑声,连陪审员也笑了。验尸官要丽兹·可儿坐下来。

  现在轮到下一位证人说话了,大家将注意力转移到她身上。

  这位妇人年纪较大,看来很娴静,身着黑色衣裙,相当得体。她的丈夫在距离这巷子约一百码的大仓库做夜间守卫,通常在凌晨一点钟左右,她会给丈夫送些食物过去。这人经过她身旁时喘着气而且脚步很快,因为她很少在这时间碰到人,而且这人的神情、态度很不寻常,所以她特别注意到。

  班丁太太聚精会神地听着,了解到官方公布的凶手外形大都是根据这位证人所言而来,而这些描述令爱伦觉得比较舒服些。

  她说话时很平静而且带着自信,并提到他还携带着报纸包裹的东西。

  “包裹很整齐,而且以细绳绑着。”

  她心里想,像这样穿着体面的年轻人却带着这样的包裹很奇怪,所以她注意到这点,但是她也表示,虽然这已经是一条很熟的路了,但是当夜雾很浓,她自己也深怕迷路。

  第三位妇人一上台就叹气连连,眼泪不断,显然与死者相识,台下纷纷投以同情的目光,但是她所说的话对调查毫无帮助。她说这位朋友约汉娜·可贝,如果不喝酒,是位善良而且端庄的人。

  验尸官对她以及下一位证人,也就是约汉娜·可贝的丈夫的问话都尽量简短。约汉娜的丈夫是个体面好看的男人,在克若登的一家公司当主管,由于工作繁忙,他有两年没见到妻子,半年没听到她的消息了。在她开始酗酒前,她一直是位好妻子、好母亲。

  当被害人的父亲站上证人席,全场又经历了几分钟的伤心时刻;任何一个有血有泪的性情中人,听见被害人父亲说的话,都会为之黯然神伤。比起女婿,这位父亲显然知道女儿较多、较新的个人隐私,但同样的,完全无助于谋杀案的调查。

  下一个证人是那晚为两位女士提供饮酒服务的酒保,他活泼自信地快步就位,但庭上却令这段发言草草了结,证人下台时表情沮丧而不自在。

  接着发生了一件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非常戏剧化的事情,各家晚报都大肆报导,但验尸官和陪审团却不怎么重视。

  当七位证人都说完,整个程序暂告一段落时,一位坐在班丁太太旁边的男子低声说:“他们现在要传甘特医生上来,过去三十年来,他一向参与重大谋杀案的调查工作,他会有些特别的事可说,我就是为了听他讲话才来的。”

  在甘特医生刚要从验尸官旁边的座位站起来之时,群众起了一阵骚动,尤其是靠着矮木门站立的群众。这低矮木门是用来隔离法庭和通道的。

  验尸官的书记官走向他,递上了一个信封。现场顿时一片沉默。验尸官困惑地打开信封看了看里面的便条纸,然后抬起头:“布能先生,这位是布能先生吗?”他不太自信地再低头看了看纸条。“请上前来。”

  观众之间一阵窃笑,验尸官皱了皱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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