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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既然那样，”我问，“谁有理由杀害她呢？” 　　福尔摩斯在马鞍上笔直地坐起来。“那就是我觉得我有责任查明真相的原因。你，当然啦，如果你愿意可以自由地回伦敦。你在贝克大街会正好赶上吃晚饭，假如你现在就骑马回库比山的话。至于我，我打算把布里奇沃特沿路的风景尽收眼底。” 　　“如果你继续讲那天夜晚休伊特夫人失踪的事，我就会觉得值得放弃那顿晚饭。” 　　他的脸上流露出领受我的决定时的一丝笑意。虽然在好多方面我们可能不一样，但是在好奇这一点上我们总是相似的。 　　“我说到——”他继续说，“爱德华和安德鲁·休伊特发现了石桥附近那辆翻了的马车。那哥俩说柯林斯，那个马夫，‘整个儿’倒卧在离马车大约三码的地方。他们只在他旁边停留了片刻，由于他们一心一意地要找他们的母亲，他们猜想她一定受了伤躺在附近什么地方。马车上有一盏提灯，虽然已摔破了，但灯里还有很多油，使得他们能够利用它来照亮搜寻。在斜坡上爬上爬下了一刻多钟以后，他们断定她不在那儿。当时对于他们这似乎是好消息，当然啦，因为明显的假设是，她决定留在达德利家过夜，派柯林斯赶着大车回来送信儿。顺便提一句，在柯林斯身上或者马车里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书面信件。 　　“然而，哥俩当时并没有寻找这样的字条。由于他们母亲的安全不再是立即要关心的事，于是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那个受伤的人，看看他们认为他做点什么。在找寻母亲时，他们偶然发现一个酒瓶，破了，但是粗瓶底上还残存着一部分东西，这导致休伊特家的人，以后还有警察长贝洛斯断定它是柯林斯的，而且在发生车祸以前他喝过。最初他们想那个人可能仅仅是喝醉了，但是他们怎样也唤不醒他，他的呼吸很急促，不稳定。” 　　我觉得应该发挥医生的经验了。“当然，那个人休克了，醉汉的呼吸是缓慢而有规律的。” 　　“正是如此，”我的朋友承认，“休伊特家的人拿不准他出了什么事，但是他们判定法辛盖尔医生应该给他检查一下。马车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不可能用来把那个人运送到医生那里。于是变通行事，爱德华留在受伤的人那儿，他弟弟就去医生的住所把他接到了现场。” 　　我评论说休伊特家的人干得有见识，富于同情心。 　　福尔摩斯带着态度不明朗的神情歪着头。“无论如何，在这一部分叙述中，到此为止，他们那方面说的话听起来还是真实的。这时值得提一提的是，法辛盖尔傍晚——从五点钟直到差不多七点钟——是在达德利家度过的。” 　　“当然，他在那儿看到休伊特夫人了。”我说。 　　“哦，是的。当地的医生和一个关心人的邻居两个人同一天晚上在同一张病床边护理病人并不是那么令人惊奇的事。实际上，在哪儿都找不到休伊特夫人的前一个星期，法辛盖尔医生曾去过那儿三次。他离开以前和休伊特夫人说了一会儿话。我想，她对他讲的话很古怪，她说她打算在普里姆罗斯山过夜。” 　　“但是她并没有那样的意图。”我说。 　　“她从来没有对达德利家的人提过这事，那是肯定的。而且，当然啦，她没有住在那儿。你记得的，人家送走了她。” 　　“在七点一刻钟。”我想了起来。 　　“是的。那位医生说他最后看到她是在六点半钟。他由老帕塞顿大路赶着车回家，那是从普里姆罗斯山到他的住宅的捷径。当安德鲁·休伊特到他的门前石阶上时，他还没有睡着，而是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打瞌睡。这是十点半钟。那两个人尽着那位医生的马车能够奔驰的速度回到出事现场。路上，医生使安德鲁·休伊特更坚信他母亲留在了达德利家过夜，而不可能陷入了灾难中。 　　“对于他们在现场发现的情况他们两个都没有做好充分思想准备。首先，休伊特上校来到，带来了休伊特夫人根本没有安全地待在普里姆罗斯的消息。上校似乎的确一直在辱骂法辛盖尔医生，指责他是挑拨离间他们夫妻关系的阴谋集团中的一分子。当安德鲁·休伊特支持那位医生自称清白无辜的声明时，似乎使他父亲更愤怒了。爱德华·休伊特阻止他们再争论下去，叫他们注意对柯林斯应负的责任，他担心他的情况更恶化了。实际上，那个人死了。 　　“这个消息消除了上校的几分好战性，他派遣法辛盖尔医生把尸体运到库比山，对医生讲他和他的儿子们打算再搜查这个地区。然而，当安德鲁摔下马时，搜查停止了；当他听说他母亲根本没有安全地待在达德利家时，他被焦虑压垮了。他的言语举止变得愈发荒唐无稽了。他父亲和哥哥都没有看到他究竟怎样伤害了他那匹马，但是那匹马突然后腿站立起来——于是安德鲁·休伊特倒在地上，脑袋摔裂了。 　　“现在轮到爱德华·休伊特骑着马去请医生了。伤势显然十分严重，而且，当他们把那个年轻人运送回家对，他大哥和那位医生在他的床边守了一夜，一直到第二天。似乎没有人想到应该尽可能快快地唤来警察。那天早晨吃了早饭以后休伊特上校给贝洛斯警察长送了个信儿，而不幸的是，那使调查罪行变成一种不能确定的技术——早晨下了滂沱大雨，把前一晚可能留在大路上的一切踪迹都冲掉了。 　　“由于这是贝洛斯草草了事调查的，就不必拿各种各样另外的条款使你厌烦了。他的整个态度是：马夫柯林斯之死是一件比较次要的乱子，他看没有理由过分仔细调查那个人的死亡本身是不是犯罪行为，更谈不上与休伊特夫人的下落可能有什么关系。他无疑接受了休伊特上校的观点，就是他被那张字条诱骗走，为的是使他妻子有机会向相反的方向逃跑。” 　　我低声说那是一种可能性，但是福尔摩斯摇摇头。 　　“几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他急促地说，“把休伊特上校诱骗到小酒馆，使得休伊特夫人的诱拐者或者谋杀者那天夜晚在那个地区有一片清净作案的场地一定是同样可能的。警察当局觉得那么令人信服的那张字条也可能是休伊特上校本人写的用来证实他离开家那种似乎说得过去的理由。” 　　“不过他为什么那么干啊？”我问。 　　“当然，让人在那儿看见他呀。让可以按照圣经宣誓的二十来个真正村民看见他在他妻子失踪的现场很远。” 　　“事实上，那确实证明他的确离现场很远，不可能负任何责任。”我指出。 　　“华生！”福尔摩斯大声说，“多少次我曾对你说过似乎说得过去的谎话比离奇得难以相信的鬼话更需要仔细审查。当一个人知道他要去犯罪时，他就仔细拟定计划。他牢牢记住时间，他可以提出一些证人为他的行踪作证。想想吧，华生，就上校来说，当他的代理人执行他消灭他的不幸妻子的计划时，他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是多么合乎逻辑的事哟。” 　　“什么代理人？”我问。 　　“为什么不是柯林斯呢？”那位侦探启发说。“假定那样，你明白为什么柯林斯死对于调查变得更重要了。不要忘记，当安德鲁·休伊特去请医生时他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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