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传(69)_陈孝全

六九

　　朱自清对闻一多遗稿十分珍惜，保管很严。7月中旬，北大学生要举办闻一多遗著展览，他们要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提供资料，闻一多遗稿全部存在清华，由朱自清亲自保管。闻家驷到清华找朱自清商量，朱自清将一部份手稿检出来，写好目录，郑重地在后面写道：“家驷先生经手借给北大同学主办的一多先生周年纪念遗著展览用。”递给闻家驷请他签字。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使闻家驷十分感动。

　　编辑工作一竣工，朱自清立即浸沉于对闻一多道路的思索之中，他要为全集写一篇“序”，总结闻一多辉煌战斗的一生。八月酷暑，热浪滔滔，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思冥想，他要通过这篇序言，把闻一多的革命精神和风格传播于世。一起笔，他便写道：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间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大概从民国十四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到学者的时期，他也如终不失为一个斗士。

　　他沿着这样的思路，返顾闻一多的生活思想轨迹，阐明他“斗士存在诗人里”，“学者中有着诗人，也存着斗士”的独特风格。最后，他指出闻一多的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可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史的诗’！这是我们不甘心的！”

　　这篇题为《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的“闻一多全集序”完稿时，已是八月将尽了。

　　在整理遗稿时，朱自清发现闻一多有些关于办中国文学系的意见，见解精辟，很有参考价值，由是将它联缀成篇为《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二系机构刍议》一文，闻一多方案是“将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系改为文学系与语言学系”，他认为文学不能分中外，语言学应该独立成系。朱自清也写了篇《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补充并肯定了闻一多的意见。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学期结束时，中文系为毕业生召开了欢送会。朱自清在讲话中勉励同学说：“青年人对政治有热忱，是很好的事，但一个人无论做中学教员或其他职工，一定要先把应该做的本份工作做好，这样人家才会相信你。”这就是他常讲的实干精神。

　　时光悠忽，假期很快就过去了。

　　新学年开始了。10月24日晚上，中文系举办一个迎新大会，文娱节目中最为热闹的是扭秧歌，师生一起进三步退一步地舞起来，其中一个瘦小的老头子，迈着不自然的步子起劲地扭着，惹得青年学生们哈哈大笑。这个瘦弱的老人就是朱自清。

　　散会后，他还兴奋异常，回到家里即在“日记”上写道：晚参加中国文学系迎新大会，随学生学扭秧歌，颇有趣。

　　扭秧歌这件事在当时是十分新鲜而时髦的，因此他的参加很引起一些闲言碎语，有些人认为偌大年纪还和男女青年一起扭秧歌，是一种很可笑的，“无法明了”的事，但学生们对此却十分感佩，认为是一种“向一个新时代学习的态度”，是“对人生负责的严肃态度”。11月22日，是朱自清50大寿，晚上陈竹隐烧几碗菜，阖家为他祝寿，他非常高兴。

　　翌日，他的学生王瑶等来他家里，提议为他举办50诞辰庆祝会，他感谢他们的好意，但婉言推辞了，说：“明年再说吧，明年才是50足岁”！王瑶等只好答应了。

　　谁能料到？明年迎来的却是一个令人哀伤的日子。

　　【二十一、“何须惆怅近黄昏”】

　　1948年元旦上午，朱自清到工字厅参加新年团拜，晚上又出席中文系师生在余冠英住宅门前举行的新年同乐晚会。晚会主要节目又是扭秧歌，同学们给他化了妆，穿一件红红绿绿的衣裳，头上戴一朵大红花，他虽然身体不好，却兴奋地和同学们一起扭着，而且扭得最认真。散会后回到家里，他又在《日记》上记下一笔：“晚，参加中国文学系新年晚会，颇愉快。”他的这种和青年学生打成一片的精神，使许多人感动。闻家驷写道：

　　他不但在功课方面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而且热心诚意地去参加同学们的许多课外活动。座谈会，讲演会，游艺会，他是每次都到的，他甚至在今年的新年同乐会上和同学们一起扭秧歌儿。我当时听了有这么一种感想，觉得在今天的民主运动中，青年人担起了一个最前进的任务，这任务就是要在中年知识分子和人氏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一个人如能放下师长的架子而去加入青年的行列，他将来一定会脱下知识分子这件衣服，加入人民行列，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的。扭秧歌这一举动，确是反映了朱自清思想感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二天，由于过于劳累，胃病复发，尽吐酸水，不能进食，身子非常疲倦，只好呆在家中静养。

　　闲居无事，日子过得有点无聊，不能工作，闷时只有翻翻闲书。一天，邮差忽然送来一个邮件，扯开来一看，心中大喜，原来是作家书屋寄来的自己的新书《新诗杂话》，是去年12月出版的。这本书共收文章15篇，另有一篇译文，多作于抗战期间。关于书的特色，他在“序”中说：“我们的‘诗话’向来是信笔所至，片片段段的，甚至琐琐屑屑的，成系统极少。本书里虽然每篇可以自成一个单元，但就全篇而论，也不是系统的著作。因为原来只打算写些随笔。”文章讨论范围极广，有诗的动向，诗素种种，爱国诗，歌谣和译诗，以及诗的声律等等，多半是在“解诗”，其原因就如他自己说的，“作者相信文艺的欣赏和了解是分不开的，了解几分，也就欣赏几分，或不欣赏几分；而了解得从分析意义下手”；而“分析一首诗的意义，得一层层挨着剥起去，一个不留心便逗不拢来，甚至于驴头不对马嘴。”集子于1945年10月编就，书稿寄出后便石沉大海，渺无音讯，后又听说书稿被书店失落了。每提及此事，朱自清就伤心异常，以为这本书永无问世之日了，不料隔了三年多竟然出版了。他喜出望外，不断摩挲，翻阅不已，乃提笔在目录后的空页上写道：盼望了三年了，担心了三年了，今天总算见了这本书！辛辛苦苦写出这些随笔，总算没有丢向东海大洋！真是高兴！一天里翻了足有十来遍，改了一些错字。我不讳言我“爱不释手”。“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说是“敞帚自珍”也罢，“舐犊情深”也罢，我认了。1948年1月23日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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