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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沉吟了一下,又说:

  这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我们年纪稍大的,也许走得没有年轻人那么快,就是走得慢,也得走,而且得赶着走。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以此激起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此事到平再商。

  8月4日是星期天,他早上参加北大校友会,晚上,出席清华校友聚餐会,席间他又起立讲演闻一多生平事迹,表示深沉的哀悼。会后发起为闻氏家属捐款,得17万元。

  近来他情绪昂奋,常常浸沉在对闻一多的思念中,时时想起闻一多炽烈的性格和热情语言,想起他对年轻人的关怀和对光明的执着企求,他仿佛还听到他惊雷般的声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17日深夜,万籁俱寂,外面起雾了,一片迷蒙,他背着灯光,伫立窗前,心事浩茫,思绪绵远。突然,感情的浪峰,撞击起想象的飞沫,一股诗的灵感猛地震撼着他的心弦,他仿佛在云雾之中看到了闻一多光华四灿的高大形象。他陡地转过身来,坐在桌前,提起笔来写道:

  你是一团火,
  照彻了深渊;
  指示着青年,
  失望中抓住自我。
  你是一团火,
  照明了古代;
  歌舞和竞赛,
  有力猛如虎。
  你是一团火,
  照亮了魔鬼;
  烧毁了自己!
  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这首搁笔20年后写的新诗,标志着朱自清思想有了重大的变化。他已从闻一多这“一团火”中,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是一群吃人的“魔鬼”,认识到只有发扬闻一多那种不怕“烧毁自己”的精神去进行斗争,美好的“新中国”才能实现。“你是一团火”!朱自清的灵魂也已被这团火燃烧起来了!

  翌日,成都各界举行李、闻惨案追悼大会,外间传闻特务要来捣乱,有的人吓得不敢去了,朱自清却奋然前往,并做了讲演。他慷慨激昂地介绍闻一多生平事迹,颂扬他火一样的革命精神,控诉特务罪行,向反动当局提出抗议。他的讲话博得全场掌声,不少听众落下了眼泪。

  第二天,他带着家属离开成都到重庆,在那里他仍然到处讲演闻一多功绩,宣扬他“不怕烧毁”的革命精神。8月24日《新华日报》有一则报导:清华大学朱自清教授谈闻一多教授生平——闻先生一生分三个阶段,他的一贯精神是爱国主义。

  南开中学,并在学生公社做了《现代散文》的讲演。南方的朋友都希望朱自清能于回北平之前到那里走一趟,但他估算一下,费用太大,经济不能胜任,只好作罢。10月7日,乃和家属乘飞机直接回北平。

  飞机临北平城上空时,他向舷窗外望去,只见棋盘似的房屋,丛丛的绿树,紫禁城一片黄琉璃瓦,在晚秋的夕阳里闪闪发亮,分外美丽。这是他第一次在飞机上看北平,而且是在阔别八载之后,心中十分激动,不由想起北平许多好处来。

  回来后,他一家先住在国会街北京大学四院,22日即迁回清华北院16号旧居。这时他身体更不如前,明显地现出老态。李长之到国会街去看他,大吃一惊:我见了他,却有些黯然了。他分外地憔悴,身体已经没有从前那么挺拔,眼睛见风就流泪,他随时用手巾拂拭着,发着红。

  身体虽然不好,关心现实依旧。看到历经八年动乱后的北平,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看到,“物价像潮水般涨,整个北平也像地潮水里晃荡着”,先是粮食贵得凶,而这是“人人要吃日日要吃的”,因此感到“这是一个浓重的阴影,罩着北平的将来”。他将北平和西南几个大城市比较,觉得生活必需品倒不缺少,有一天他去故宫玩,发现那儿地摊真多,小东西不少,任凭挑选。另外,在他感觉中,北平仍然和以前那样“有闲”,公共汽车也是慢吞吞的,都要等很久,奇怪的是乘客也不急,大家有的是闲工夫,慢点儿无妨,多等点时候也无妨,卖票人有时还在中途从容不迫地替人排难解纷,真闲得可以,这和重庆大不一样,那儿的汽车虽然不漂亮,可是快,上车、卖票、下车,都快。

  引起朱自清注意的是,中山公园和北海等名胜地方,都萧条了。一个星期天,他带孩子们去逛北海,看漪澜堂的茶座上,只寥寥几个人,也没有点心卖,问店家,说是客人少,不敢预备。从这里,他敏锐地察觉到,许多中等经济的人家,手边也都紧张起来了。

  北平的治安状况也使他不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全家和一位姓赵的朋友到西单商场去,买完东西他和朋友先回去,陈竹隐和两个孩子回来时,经过宣武门的一个小胡同,刚进口不远,就听到一声“站住”!向前一看,十步外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陈竹隐惊叫一声,拉着小孩往胡同口跑,绊了石头母子三人都摔倒了。爬起来回头望去,那个人已转身向胡同那头跑了,看样子是个刚走这道儿的新手。报纸上也常有路劫的记载,从前虽也有,可没有现在那么多。由此,朱自清又感到,“北平是不一样了”。北平的交通管理,也令朱自清不满。他刚回来一个礼拜,车祸就死伤了五、六人,这种交通混乱和美国军车横冲直撞有关系,警察害怕军车,不敢惹它,而对三轮车则不客气,一个不顺眼就拳脚一齐来。一天,他和陈竹隐上街,在宣武门附近看见一个三轮车横在胡同口和人讲价钱,一个警察走来,不问三七二十一,抓住车夫就拳打脚踢。朱自清勃然大怒,上前和警察讲理,高声说道:“你打他作什么!他是为了生活呀!”

  在回来的路上,他和陈竹隐说:“八年沦陷,难道他们还没有受尽敌人的苦头吗?现在胜利了,为了生活抢生意,凭什么挨打?真可恶!”回到家里,还忿忿不平,一连几小时沉闷不语。

  刚胜利时,他日夜盼着回来,可现在看到这些情形,心都冷了。

  朱自清回来不久,即积极从事《新生报》副刊《语言与文学》的创刊筹备工作,副刊之所以取这个名字,系为了纪念闻一多,因为他曾于战前办过同名的刊物。他忙里抽闲,为副刊每周写一篇“周话”。11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聘请朱自清等七人组成“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并指定朱自清为召集人。月底,他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商讨有关编辑事宜,他意识到,这是纪念烈士、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大事,所以抓的很紧,计划周密。他在给友人信中说:“一多的事我要负责,要出版他的著作,照顾他的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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