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40)_范克明

四〇

　　另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1929年末，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持续较久的经济危机，日本首当其冲，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混乱，民怨沸腾，为了摆脱自身的困境，它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悍然于1931年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罪魁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无异的；而蒋介石的妥协退让，一再下令不许抵抗，终于铸成大错，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但他却总是错误归别人，功劳归自己，甚至让张学良当他的替罪羊，这当然是很不公平的。但大敌当前，军人守土有责，张学良始而经不住蒋的拉拢引诱，不顾东北存在的危险状态，移兵关内，造成东北边防空虚，留下后患；继而完全听命于蒋介石，领兵入关，卷入内战的漩涡，长期远离自己的根据地，进驻北平，乐不思蜀，也是不能辞其咎的；说他是迫不得已，完全是奉命行事，丢失东北似乎是莫可耐何，有苦难言，无可指责，把过失全推到客观方面，显然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当然，话又说回来，对此也不能绝对化、简单化。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以及“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从维护国家统一、避免战乱、以利于人民休养生息这个角度看，还是应当肯定的；对于他在这方面的积极的贡献，完全抹煞，也是欠妥的。同时，也还要看到，张学良在这个时期虽然有些消沉，但他的爱国思想并未泯灭。在那个多事之秋，尽管他身患重病，一直住在北平的一所医院里，但他对家乡、对地处边陲的东北地区的局势，特别是日本人的动向，仍然是密切注意的。不料，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竟指示对日军的任何挑衅不许抵抗，这不能不使他大惑不解，甚为惊诧。与日本帝国主义誓不两立、对他们的挑衅和侵略行径一向深恶痛绝的张学良，怎能设想让他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打不还手、甚至干那种委曲求全、妥协退让的可耻勾当呢？可是蒋介石的指示和电报就放在他面前，正所谓白纸黑字，军令如山，作为军人，又怎能违抗上级命令？所以一个时期以来，他的病情虽有好转，但思想上的苦闷，却更加重了。赵四小姐看他精神萎靡，郁郁寡欢，怕这会使他的病再加重，所以总想法劝慰，有时也陪他出去走一走，以求散心解闷。可是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东北时局不稳，就象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上，他的心情怎能舒畅得起来呢！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这时，蒋介石要在石家庄与他会见，张学良只好乘车前往。

　　这次会见不是在宾馆，而是在列车上进行的。当时，蒋、张二人的专车并停在一处，张即下车，独自登上蒋的专车。

　　说起来似乎有些难以置信，然而实际却是千真万确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冷冷清清的火车站的一角，在一节很不显眼、不大为人注意的车厢里，蒋介石向张学良面授机宜，进行了一次不寻常的谈话。

　　读者也许会问：此话怎讲？回答也简单，说它不寻常，主要是指这次会见的突然性和他对时间地点的选择，而谈话的内容却并没有多少新东西，蒋介石无非是对张学良放心不下，提醒他日本人很可能挑起更大的冲突，但我们绝对不能打，并把他那套“战必亡”的论调重述一遍，给张学良再打一次“防疫针”而已。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国弱民穷，不论在哪些方面都是不能与日本人相比的，不抵抗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如若抵抗，就会家破国亡。所以，日本人是万万得罪不得的，并特别强调对日本的侵略“我们不要还手”，“如果我们还手，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我们不还手，让他打，在国际联盟里好说话。”这使张学良颇感为难。他唯蒋之命是从吧，实在于心不忍，同时也会落下骂名，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如果拒绝听从，就是违背中央命令，得罪了蒋介石不说，还会使东北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所以，这次在石家庄的匆忙的会见，他从蒋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摆脱困境的妙策，反而更加重了他的不安。赵四小姐见他自打从石家庄回来后，就心神不宁，总象有什么心事似的，就关心地问：“汉卿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张学良摇摇头，却不说话。

　　赵四小姐是何等聪明的人，她的眼睛比镜子还明亮，张学良有什么心事，怎能瞒得过她？她这时虽然不能完全猜准，但也知道了个十之七八，她认为这肯定与石家庄之行有关，所以，又问道：“那你是怎么了？是不是东三省出事了？”

　　张学良不想把事情说破，只摇头苦笑，象有什么难言之隐。

　　赵四小姐见他这样，越发觉得事关重大，而必须让他把实情讲出来，也好有个商量，所以进一步询问道：“在石家庄委员长跟你谈了些什么，是不是挨了他的训了？”

　　“挨训，不，不，”因对前不久的那次谈话想不通，这些天一直忧心忡忡的张学良见赵四小姐单刀直入地把问题挑明了，才不得不停住脚步，谈论这个使他很不愉快的话题：“委员长要是真的给我个下马威，要是他真的因我抗日不力而训斥我，那我倒高兴了，可现在事情刚好正相反！”

　　“相反？是怎么回事？”

　　“哼，一提这事我就冒火！”张学良愤慨地说，“他找我谈话不是鼓励我杀敌报国，而是怕我感情用事不听命令，原来他害怕日本人，怕我抗日，怕我在东北给他捅了漏子，不好收拾。”

　　“啊，原来是这样？！”赵四小姐觉得问题复杂了，她立即产生了许多疑问，“那么，现在形势到底如何？日本人打的什么主意？难道他们真的要挑起战争吗？”

　　“是的。”张学良心情沉重地说，“现在日本人在东北调兵遣将，磨刀霍霍，看来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既然如此，就得早作准备。”赵四小姐也疑虑重重地说，“我甚至还觉得，这次会见是有点反常的，他早不见你，晚不见你，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你找去，这会是偶然的吗？”“嗯，有道理。”张学良好象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说：“关于东北局势严重的事，他提到了，只是说得较为含糊，或者也可说是有所暗示。但是对于不抵抗问题却三令五申，生怕我一时冲动同日本人发生冲突。”

　　赵四小姐听他这么说，联想到蒋介石在张学良病入医院后发来的《铣电》，以及最近一个时期频繁的指示，匆忙的召见，这一切显然都不是孤立的，说不定东北要有什么麻烦，还是让他果断决策为好，所以她提醒少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人是怎样谋害先大帅的，这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汉卿，此事关系重大，可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但张学良却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他默默地在室内走一走，停一停，似乎极力想寻找一条比较稳妥的出路，终不可得。

　　一向关心国事、沉着冷静的赵四小姐，同样为此感到不安。但她知道，张学良决不是那种贪生怕死、逆来顺受、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人，他之所以面有难色，显然还是与那个不准抵抗的电报和前不久的石家庄谈话有关。然而，那个电报是有问题的，她觉得可以不理睬，如果把它当作一个金箍咒，使自己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把国恨家仇完全置诸脑后，这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不论从局部还是全局来看，也不论是从当前或长远来看，都是会带来严重后果的，所以，她不顾一切地向少帅大胆进言：“我看硬叫对凶恶的敌人不加抵抗是不对的，这个命令是下错了！人们常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守土抗战，抵御外侮，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每个公民、特别是军人的神圣职责，这是连小学生也都懂得的道理，难道他堂堂委员长竟连这点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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